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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京的王府井大街

王建伟
文化纵横

20世纪30年代的王府井大街南口

(来自《旅行杂志》第8卷第9期,1934年)

明清时期,北京是一座皇权之城、天子之都,城市的所有职能都必须让位于此,服从于此。在空间布局方面,由于一座规模巨大的封闭性皇城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内城南北及东西之间的交通连接,进而限制了城市活力的释放。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实施旗民分治,满汉分治。满人圈占内城,将普通汉人尽驱外城,北京的都城功能进一步强化,皇权压倒一切。为确保八旗军队战斗力及区域内部的安全,内城中形成了诸多禁令,如不准经营商业、不准有娱乐场所等。自清中期开始,中央对京师的管理逐渐松弛,一些相关的制度规定出现松动,皇城、内城与外城的界限逐渐弱化,旗民分治的格局逐步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民人涌入内城,城市内部流动性明显增强,京师内城不得经商、娱乐的禁令遭遇严峻挑战。进入清后期,京师东四、西单、地安门、鼓楼、北新桥等地开始出现一些商品集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诸多方面导致京师发生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东安市场出现,王府井大街的商业属性开始凸显。

 

王府井大街的兴起

作为近代北京一处新式商业空间,王府井大街的兴起,既是一个官方主导、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自发过程。该街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本为旗人驻扎之地,北起灯市西口,南抵东长安街,全长约800米。由于地处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内务府采购物资多经过于此,至清后期,附近一带不仅出现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一些昔日王府临街房屋也开始经营商业。官方对此采取默许态度,只需每月缴纳租费即可。遇皇帝出行,则一律停市,暂避一时,风头过后,蜂拥复来。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在京师推进市政建设。1902年,清廷开始整修皇城东安门至王府井一带的道路,工巡总局拆除了道路两旁的一些棚障,并将摊商迁移到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原八旗兵神机营校场。至第二年年初,此处逐渐形成了一处连续营业的融饮食、消费、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场所,内城巡警厅在此设立管理专员,缴纳固定租费。由于此处地近东安门外,因此得名东安市场。

以东安市场为发端,王府井大街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后,首先选择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内城左一区为示范区域,开始城市改造工程,包括拓宽道路、房屋基准线测量、整修明沟、铺装工事等。经此之后,王府井大街的景观明显提升,“道中宽阔清洁,车马行人,络绎不绝……为京师最繁华之区也”。而与之邻近的东长安街则更加“欧化”,“街道宽阔,清洁异常。若远立南端,遥望北瞻,则楼房林立,高耸霄汉,树路花草,云错其间。夜晚电灯悉明,照耀有如白昼,直有欧风美景”。20年代之后,王府井大街开始设立有轨电车车站,交通条件改善。至1935年,王府井大街铺装沥青马路,两边修筑了人行步道并种植了树木。

民国时期,王府井大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被使馆界及来华的西方人称为“莫理循大街”,今日西方的汉学界仍有不少人沿用这一名称。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澳大利亚人,从1897年至1912年,他一直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从1902年开始,莫理循开始在王府井大街路西大阮府胡同北居住。他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界人物,特别是与西方驻华使节有密切交往,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通”。他不仅是一位记者,还曾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目睹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政治事件,如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垮台、袁世凯称帝等。莫理循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广泛搜集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资料,在自己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家中建立了藏书2.4万册的小型图书馆。

谈到王府井大街,不能不说协和医院。清代承袭明制,在内城东西部都建有王府。豫亲王多铎府是王府井地区最大王府。多铎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因征战功勋卓著,赐府在王府井东侧。至清中期,豫王府部分区域成为神机营所在,清末步军统领那桐的居所及贤良寺等处,都是豫王府内隙地分划之范围。1915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购买豫王府旧址,建起协和医院。

 

东安市场与王府井大街相互成就

庚子事变之后,王府井大街的道路整修为东安市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东安市场建成之后,为王府井大街吸引了更多客流,二者彼此借助,相互成就。

东安市场初建时,主要由若干相连的店铺及流动的摊贩构成,市场上部有罩棚,在罩棚之外还分布一些固定的建筑。在此之前,定期举办的庙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京城百姓的日常消费功能。东安市场建成后,北京内城第一次出现了连续营业的集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1906年,东安市场东北部建成吉祥茶园,园内每晚有京戏、曲艺等演出,观众只需支付茶费即可观看。清帝入关之初,曾以内城“逼近宫阀,例禁喧哗”的名义,禁止建立戏园。吉祥茶园突破了原有规定,使内城居民不必再绕道前门听戏。吉祥茶园不仅增加了东安市场的客流,也吸引了更多的商贩进驻东安市场,各方形成了良性互动。吉祥茶园之后,丹桂茶园、中华舞台等继之而起,谭鑫培、梅兰芳等很多名角经常在此登台。梅兰芳与吉祥茶园有着不解之缘,其几出古装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的首演都在此完成。吉祥茶园后来改称吉祥戏院。

东安市场经营的商品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触及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金店、果局、洋货店、理发店、照相馆、电影院、文具店、书摊、药房、咖啡店、酒吧、茶叶店、球房……各种行当,应有尽有。市场周边的空地还有露天表演,包括说评书、唱大鼓、摔跤、拳击、杂技、戏法、拉洋片、看相、算命……在整个民国时期北京的口语中,很少有“东安市场”这一说法,市民日常提起的“市场”就是特指“东安市场”,由此可见其在北京城市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餐饮是东安市场的重要特色。东来顺是最著名的羊肉馆,在餐饮行业有很高声望,以质高价稳著称,其覆盖的消费人群很广,既可以包办酒席,也推出了厨师、伙计上门服务,同时还在店门口设有临时饭摊,卖杂面条、羊杂碎汤,经常也坐满食客。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以“穷学生”自居的张中行回忆说:“东来顺的羊肉饺很好,十个不过四分钱,吃二十,八分,加一碗粥,一分,给一角,说明不必找钱,还可以听到全店齐声的‘谢’。”另一家餐馆润明楼以北方饮食为主,规模庞大,最高峰时服务人员近百人,“您就是进去吃二十饺子、一碗汤面,它照旧拿您当主顾,一样的高接远送。”这些透露着深深人情味的经营之道,不仅是商家们常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也是浸润北京古都文化中最为深厚的传统所在。

书肆也是东安市场的重要经营项目,多集中于市场西面的畅观楼、丹桂商场、桂名商场等地,其中以丹桂商场最为集中。书肆内部往往一字排开,开架售卖。此外还有一些书摊,连成一条长廊。书肆有些是综合性,有些则是分门别类,如线装、古籍、外文、碑帖、拓片、期刊、杂志等。近代北京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心,读书人众多,拥有非常发达的文化市场。很多高校位于东安市场附近,文人学者经常出入其间,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读书人,东安市场更是不能不到的地方。1934年夏,郁达夫从杭州到北平度暑假时去东安市场买书,卖书的伙计还记得他在十年前的旧事,“相见欣然,殷殷道故,象是他乡遇见了故知”。张中行对东安市场印象最深的就是丹桂商场的书肆,因为打交道最多,“不只店熟,摊熟,人熟,甚至某类书会出现在什么处所,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回想当年游丹桂商场,真有如沿着河岸钓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拽出一条大的来”。著名报人、记者曹聚仁也描述说,东安市场的书肆几乎应有尽有,予取予求,“仿佛一处图书馆,可以看上老半天”。

东安市场建成之后,曾遭遇火灾。火灾之后虽有店铺消亡,但也有新的业主出现,店铺重新开张,规模也更加扩大,生意也比之前更加兴旺。1923年出版的《实用北京指南》称东安市场为“京师市场之冠”。在东安市场的带动下,一批店铺纷纷从繁盛的正阳门外迁入王府井大街。即使在1928年国都南迁,北平消费市场陷入低迷之时,王府井大街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这一时期,王府井所在的东城已经取代南城,成为北京商贸最为繁盛的区域。

 

王府井大街的“摩登”与现代

北京虽是一座古都,城市整体形象与气质也并非以“摩登”著称,但具体到民国时期的王府井大街,则是一派现代都市气象。王府井大街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受到王府井大街路南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带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荷兰等国纷纷在此建立使馆,成为“国中之国”。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府井大街及其邻近的东长安街、东交民巷构成了一片非常特殊的区域,呈现出与古都风貌完全不同的城市景观,“东长安街多少是带有几分外国风味的,因为在它的附近的环境完全是洋味的,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墙界,近代化建筑的北京饭店,中央,长安等大饭店,所以这里修建得很整齐的,将来要等东长安街的牌楼改建好了,怕是会更美观?”

由于地处北京传统的达官显贵聚居之地,且比邻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交民巷银行区,王府井大街是近代北京高端商业最为聚集之地,分布着中原百货公司、大同毛线行、亨得利钟表店、大明眼镜店、仁立地毯公司、光明照相馆等。洋行如邓禄普洋行、力古洋行、西门子洋行、美丰洋行、利威洋行等。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钟表、电器、钻石、西装等西洋色彩浓厚的商品。商铺内外装潢高档,商品陈列炫目、考究。

王府井大街周边集中众多外交使节、在京侨民、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德国医院、协和医院的外国医生等,他们的消费品位与消费习惯对这一地区的商贸业态具有重要影响,呈现出高端、洋化的特点。1933年,一位游客记录了他在王府井大街的感受:“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界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全是些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另一位游客也有类似的体验与观感:“一进了东安市场的门,就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滋味。在这里好像是不分春夏秋冬似的,摩登的密斯们已经都穿上了隐露肌肤的夏衣……商店是一家连着一家,卖的东西,都是最时髦的衣料、高等化妆品,就是日用杂货也都是极考究的。”

民国时期,被时尚氛围包围的王府井大街不仅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场所,也逐渐演化为外人到京后争相浏览、参观的一处标志性新景观,俨然成为北京摩登生活的“代言人”。以东安市场为例,覆盖范围比较广泛,来此游逛者实际上包含了不同阶层的人群,“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学生为最多,所以一到放假的日子,人便会多得拥挤不动。远道来京的人们,因为震于‘市场’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观观光”。1936年,据上海《申报》特派记者观察:“外国人之来北平观光者,亦必以市场巡礼为必要之游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府井大街原有的各类商业设施逐步被收归国有,新政权在此建立了一批政府机关与国营商业机构。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之后,王府井大街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街区功能,成为融合多种社会功能的公共空间,作为新中国首都建设的重要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

 

来源:《北京档案》202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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