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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与何泽慧:中国的居里夫妇

梅兴无
天下人物

清华物理系毕业照,后排左一为钱三强,前排右二为何泽慧

波兰裔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人。她女儿伊雷娜·居里继承了由她创建的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伊雷娜和丈夫约里奥亦获诺贝尔化学奖。清华学子钱三强师从小居里夫妇,与妻子何泽慧同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因夫妇俩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俩为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立下不世之功。

 

清华同窗 巴黎结缘

1913年,钱三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曾与陈独秀、胡适等一起编辑《新青年》。他7岁时就读于孔德学校,1929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读预科,并旁听本科课程。那时清华大学名教授常到北大兼课,吴有训教授讲授的近代物理学让他眼界大开,1932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求学于吴有训教授门下。

在清华,钱三强认识了小他一岁的女同学何泽慧。何泽慧出身名门望族,祖籍山西,出生于灵动秀美的苏州,其父何澄是山西首批留日学生。

清华物理系很难考,女生一般不敢涉足,即使考上的女生,不少也因不能坚持而悄然转系。钱三强很钦佩何泽慧执着、毫无畏难退缩的意志。清华女生追求新潮,多留短发,而何泽慧却梳着两条长辫子,映衬着那甜美的容貌,完美地契合了钱三强心底对一个江南美女的所有人设。

清华物理系的女生是“稀缺资源”,而像何泽慧这样的“理科美女”更是一众男生追求的对象,但她总是淡然拒之,因而男生们都“望而却步”。钱三强自尊心很强,只得把对何泽慧的爱慕深藏心底。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钱三强、何泽慧除了学习上、体育上的共同爱好和互相砥砺之外,没有浪漫故事发生。

当然,何泽慧对钱三强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她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毕业论文得分,何泽慧第一,钱三强第二。入校时的近30个同学,只有10人顺利毕业,8名女生只有何泽慧等3人坚持到最后。

清华毕业后,钱三强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跟所长严济慈做助理员。一次严济慈问他会不会法语,他说初中学过。严济慈就给他一本法文杂志,让他念一段并翻译过来。严济慈点点头,告诉他中法教育基金会要招考公费留学生,让他集中精力备考。不久,他便考取赴法公费留学生。

1937年8月,钱三强登上了去巴黎的邮轮。到巴黎后,适逢严济慈在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在严济慈的引荐下,钱三强进入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伊雷娜和丈夫约里奥·居里因“研究并合成人工放射性元素”荣获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钱三强凭借聪慧和勤奋,很快得到导师伊雷娜的赏识。

1939年暑假,在英国留学的王大珩等几个清华同学路过巴黎,前去德国何泽慧那里游玩。因欧洲战事一触即发,钱三强担心去后无法返回法国,就没有同行。接着欧战爆发,他给何泽慧发电报,叫王大珩赶快离开,所幸他们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何泽慧与钱三强取得联系,这给独自在德国求学的她以一种异样温暖的感觉。随着战火的蔓延,德国与外界的交流被禁止,他们的联系再次中断。

1940年,何泽慧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柏林西门子弱电流实验室工作。1943年,为躲避空袭,她从柏林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开始原子核物理的实验研究。凭着聪明和睿智,她跨越了一般人难以逾越的专业鸿沟,迅速进入了新的领域。她首先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的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珍闻”。

这期间,钱三强的研究能力取得长足进步,伊雷娜提议他到约里奥主持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所深造。不久,小居里夫妇又邀钱三强参与证明核裂变理论。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底,钱三强以研究员身份进入居里实验室和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参与实验研究。

1946年,何泽慧(左)和小居里夫人合影

1943年,法国与德国之间通信禁令解除,但信不能封口,且只限25个法文单词,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信:“你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美好的姻缘从这封短信悄然开始,身居法、德的两个年轻人,通信越来越频繁。一封信不能超过25个单词,钱三强就接连给何泽慧写几封,陆续寄出。鸿雁传情,两人感情迅速升温,7年前清华园彼此播种下好感种子,在异国他乡开始萌芽。

两年后的1945年,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何泽慧发出求婚信:“经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信寄出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担心被她拒绝,更担心她在德国的安全。惴惴不安之中,何泽慧回信如期而至:“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钱三强在巴黎的寓所门铃声突然响起。开门后,9年未见的何泽慧从天而降,清秀羞涩的她如今已出落得大方成熟。钱三强带着她游览战后伤痕累累的巴黎,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聊别后的生活。回到海德堡后,她辞去在那里的工作,决定去巴黎,到钱三强那里去。

钱三强、何泽慧与女儿在归国的邮轮上合影

 科学伉俪 联袂攻关

1946年春天,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并在那个浪漫的都市里举行了婚礼。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送上美好的祝福。约里奥感慨道:“居里先生和夫人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之后我和伊雷娜又结为伴侣。似乎我们是受了‘传染’,但这种‘传染’对科学非常有利。今天,我们家的‘传染病’又传给了你们!”

两位新人听完,相视一笑。他们注定把芳华给实验室,把爱情给彼此。新婚仅过了三天,这对新人便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受小居里夫妇的邀请,何泽慧成为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和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的同事。一对科学伉俪开始了共同的科研生涯,很快迎来他们的高光时刻。

1946年7月下旬,钱三强、何泽慧应邀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钱三强代何泽慧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会上,两位英国青年科学家放映了一组用核乳胶研究裂变现象的照片,其中一张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当时被简单地解释成裂变的两个碎片伴以一个α粒子,未作进一步的探讨。

这张照片却引起了钱三强的很大兴趣,决定对这个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到巴黎后,他立即安排两位法国助手开始做实验,稍后何泽慧也加入其中,经过几个星期连续实验,他们竟然找到了数量众多的三叉形径迹。

1946年12月9日《法国科学院周刊》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结果:《俘获中子引起的铀的三分裂》。学界很快就开始讨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到底是α粒子还是轻核。如果是轻核,那就说明核裂变除了一分为二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裂变方式。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是轻核而不是α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铀三分裂的机制》,论证了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

在研究三分裂现象的过程中,何泽慧于同年12月20日首先发现了四分裂现象。1947年1月,钱三强、何泽慧等的论文《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几率》发表。约里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宣布了这项发现,并说:“这是二战以后物理学上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是由两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和两位法国青年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是国际合作的产物。”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被证实,立刻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有人称这是一项足以媲美诺贝尔奖的发现。

上门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法国《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新民报》《大公报》等媒体对钱三强、何泽慧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钱三强也因此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伊雷娜·居里谈起钱三强、何泽慧时,称两人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晋升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法国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已让人瞩目。周围人都以为钱三强、何泽慧将会在巴黎工作下去。然而,他俩已归心似箭,因为祖国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是他们留学的初心。钱三强说:“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便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郑重地向小居里夫妇提出回国的打算。他们虽然不舍得他离开,但表示理解和赞成他的选择。约里奥说:“我要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小居里夫人临别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约里奥·居里夫妇还把当时保密的重要核数据告诉了他们,并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给了他们,让他们带回国。

1951年,毛泽东和钱三强(中)等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国家所需 个人所为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夫妇怀抱半岁的女儿,回到阔别11载的祖国。

1948年8月,钱三强受聘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负责将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改组原子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何泽慧受聘任原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夫妇俩成为国内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先驱。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6月,钱三强应邀参与筹备建立科学院,与丁瓒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定中科院基本框架。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接收了原北平研究院所属的原子学所等6个研究所。钱三强负责在原子学所的基础上,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次年接任所长。

当时研究所连钱三强一共5人,研究员只有何泽慧和彭桓武,此外有一名助理员、一名事务员。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他俩骑着自行车,跑到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元件,又从天桥拍卖行买回一台旧车床,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在简陋的条件下做出了一个个必需的仪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近代物理所不断变化。

此时,钱三强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负责统筹规划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繁忙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让他无暇兼顾他热爱的科研工作。他在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在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工作之间,钱三强选择了后者,因为那是国家所需。何泽慧支持丈夫的选择,她说:“自己感不感兴趣并不重要,国家需要就是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批优秀科学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国内有关大学、研究单位纷纷来到近代物理所,他们日后都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而钱三强为此作出的“牺牲”是,在国际物理学的学术刊物上,再也没有一篇署名钱三强的论文了。1954年,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宜,听取了李四光和钱三强介绍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科学研究基本情况。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钱三强首先用何泽慧研制的盖革计数器对铀矿标本作了放射性演示,然后从什么是原子、原子核、原子能讲起,用自画的两张草图细致地讲解了原子弹、氢弹的大体构造,并介绍了几个国家研制“两弹”近况。会上,毛泽东向他询问了发展原子核科学的诸多问题。就是在这次会上,党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

1956年1月,主导核武器研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任副部长,是副部长中唯一的科学家。钱三强身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就是调兵遣将、协调各方、组织攻关,确保将最好的科学家放在最重要、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

为了国家的需要,何泽慧在核科学领域默默地耕耘着。那时世界上只有英国和苏联掌握制造核乳胶的技术,何泽慧带领研究小组在1956年制成对质子、α粒子及裂变碎片灵敏的核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上达到英国伊尔福C-2的水平,获得1956年颁发的中国科学院奖(自然科学部分),即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1959年何泽慧的研究小组制备的乳胶就达到了英国伊尔福G-5的最高水平,且颗粒更小。

 

研制核弹 夫妇功勋

早在1953年2月,钱三强率团前往苏联考察了在杜布纳新建的原子核基础研究实验中心,他提出中国需要建设一座研究用的核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苏方人员回应,需要政府间达成协议。回国后,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建议借助苏联搞“一堆一器”。

1955年4月,钱三强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经过谈判签署协议,苏联同意向我国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7月国家成立专管“一堆一器”建设的建筑技术局,钱三强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主抓技术业务。他带人跑遍北京郊区选址,最后选定在北京房山坨里地区。

10月,钱三强率包括何泽慧在内的39名科技人员组成的“热工实习团”赴苏,对口学习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时逾半年之久。1956年5月“一堆一器”开工兴建,1958年6月建成,昔日的荒滩野岭间崛起了一座原子科学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搬迁至此,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原子弹、氢弹、东风导弹、核潜艇、人造地球卫星过程中的不少科学技术难关,许多都是在“一堆一器”上攻克的。

1959年6月,苏联毁约,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继而又撤走专家。中央决定集中一切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为了牢记1959年6月,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九所”)牵头进行原子弹攻关。

苏联专家走后,九所急需一批重量级科学家填补空缺。根据二机部和科学院党组的安排,钱三强殚精竭虑为九所调兵遣将,一批理论与实验物理的顶级科学家,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调到九所,他们中有原子能所副研究员邓稼先,原子能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朱光亚,原子能所的世界级顶尖人才王淦昌、彭桓武,力学所顶级力学专家郭永怀,青年物理学家周光召,南京大学物理学家程开甲,他们承担起核弹研制各个环节上的攻坚任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人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

何泽慧由于是女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第一线,担任原子能所中子物理研究室(代号“二室”)主任。钱三强、何泽慧一直把他们分别领导的原子能所和二室视为核武器研制的后方,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全力保证供给。

钱三强领导原子能所承担了二机部的重要攻关任务。1961年7月,他亲往长春,向金属所长春应化所和土木建筑所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矿冶所湖南铀矿厂,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10月,他到湖南二矿检查工作,两个月后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的148个技术问题进行“会诊”。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单位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化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九所刚建立时,缺乏仪器设备和实验条件,何泽慧所在二室主动接收了来自九所的实习人员,二室的27组、28组基本上是九所人员的代培组,其中胡仁宇、唐孝威成为九所的学科带头人,后来又都成为中科院院士。

点火中子源相当于引爆原子弹的“雷管”,何泽慧负责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二室攻关小组做实验需要放射源,且需要量不小。她立即找钱三强,从他办公室铁皮柜里取出存放了12年之久的小居里夫妇送的十几瓶放射源,解了燃眉之急。经过了几百次实验,终于在1962年底研制出符合核武器要求的点火中子源。

核数据是核武器设计的重要参数,何泽慧带领二室依托“一堆一器”研制了几台实验设备,掌握了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等的测量方法,为核武器测量了大量精确可靠的核数据。当时至关重要的铀235的热中子裂变截面数据存在问题,何泽慧指导科研人员准确测量了其截面,得到了精确结果,至今与国际上推荐值一致。

1960年下半年,原子弹研制处于最关键之际,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组织黄祖洽、于敏等骨干成立轻核理论组,对氢弹理论开展先行一步的预研究。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31人,带着前期研究成果并入九所,共同探索研制氢弹的路径,使氢弹研制时间大大缩短。

与此同时,钱三强还成立了轻核反应实验组,由何泽慧主持的中子物理实验室负责。邓稼先对一个与氢弹研制相关的数据有疑问,何泽慧立即带领中青年研究人员,不分昼夜地做实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了原本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实验,证明该数据不准确,避免了氢弹研制走弯路。

1964年10月16日,随着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有两年零八个月。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1969年,钱三强、何泽慧被一同下放到陕西合阳二机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钱三强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何泽慧一起前往,以便互相有个照应。在干校的那几年,钱三强、何泽慧已经无奈地远离了科学,时光被淹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发现的兴趣却始终如一。

1972年,他们回到北京,但仍无法正常工作。1973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何泽慧任副所长。钱三强为她高兴。她担心他心理有落差,就同他经常在一起回顾研究原子能发展的历史,最终完成了1.8万字的《原子能发现史话》,1984年收录于《科坛漫话》一书中。

1975年,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钱三强谈话,让他在中科院组织一个“百家争鸣”座谈会。大家没想到,62岁的钱三强竟然在座谈会上掩面而泣。将近9年了,他终于可以工作了。

钱三强、何泽慧又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他俩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之中。

1978年,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1978年率团访问法国、比利时,考察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1979年担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与美方共同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计划;1979年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恢复了中断26年之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1980年1月,组织召开“广州(从化)粒子理论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国内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出于对国家发展的关心和职业习惯,钱三强就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积极向中央高层建言献策。1983年7月24日,钱三强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应邀为胡耀邦等中央书记处领导作科学技术讲座,很多话题引起了领导人的极大兴趣。其讲稿《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在《红旗》杂志全文刊出,《光明日报》等作了转载。1986年春,钱三强在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与茅以升等83人联名提案,呼吁建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的学术机构,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0年2月,钱三强和李觉、姜圣阶、王淦昌联名上书中央,就如何加快发展我国核电事业提出建议,中央在国家发展核电的决策中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1990年5月,钱三强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针对中科院增选学部委员工作中断10年、学部委员老化严重的问题,建议尽快增选学部委员。李鹏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两年一次正常增选学部委员的制度。

1991年,钱三强(右)、何泽慧(中)、王淦昌(左)在一起

何泽慧在高能所负责组织开展宇宙线研究。她认为建造加速器等大设备研究粒子物理固然重要,但利用宇宙这个天然实验室产生的粒子和射线研究粒子物理、天体物理以及宇宙物理同样重要。她提出利用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以宇宙天体为实验场地,以科学高空气球及高山站等为手段,推动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开展。在她的倡导与推动下,高能所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在西藏岗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500m)高山乳胶室;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研制和发放科学气球的国家之一,相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空间核粒子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

1981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何泽慧卸任高能所副所长职务,照理可以颐养天年了,但她心系科研,退而不休,天天坚持上班,仍指导培养研究生,与中青年科研人员研讨问题。参加在外地举办的学术会议,她同年轻人一起坐长途卧铺汽车。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逝世,享年79岁。何泽慧仍然住在中关村她和钱三强居住的老房子里。虽然组织上多次提出给她调房,都被她婉言谢绝。家里的布局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她以这种方式来怀念钱三强。

1999年,国家追授钱三强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何泽慧眼含热泪抚摸着那枚金光灿灿的功勋奖章,久久地凝视着那张蘑菇云照片,那是他们夫妇半个多世纪以来用生命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最壮美的花朵。她和钱三强生前好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来到钱三强的墓前,郑重宣读了获奖证书。

何泽慧每周仍然还要坚持几次到高能所上班。所里想派车接送,她坚决不让,自己挤公交车。92岁那年,她不小心摔坏了脚,痊愈后依然上班,单位要派车接送,但她坚持和同事们坐中巴。老同学王大珩院士赋诗调侃她:春光明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九十高龄有童趣。

从2005年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先后6次去看望她。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逝世,享年97岁。

2003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钱三强星”。2017年,为纪念何泽慧,中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命名为“慧眼”。

璀璨的夫妻“双子星”,遨游太空。

 

来源:《世纪风采》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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