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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代亭台楼阁记看文人情志

李夏桐
纵横

亭台楼阁记的文体界定

记体文是我国古代重要文体类型,于唐代确立,其使命本在记事。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以记为题的文章早已产生,但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最早可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篇。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体自身的发展,记体文至宋代时已独立成体,并破体成文,使得其也寄托情怀,抒发心之所向。

褚斌杰在《中国文体概论》中说道:“古人在修建亭台、楼观,以及观览某些名胜古迹时,常常撰写记文,以记叙建造修葺的过程,历史的沿革,以及作者伤今悼古的感慨”,这类记文被称为台阁名胜记,其题材范围包括亭台楼阁、堂庵轩园等。因其亭台楼阁一般修建在山水秀丽之地,所以其实际功用之一在于供文人志士追求风雅。记体文虽在唐代已有丰富的题材与成熟的体式,但与宋代相比,唐代的亭台楼阁记并不重视命名,其大多是反应亭台楼阁的修建之地,建造之人及其周边景观等信息,如柳宗元的《柳州东亭记》,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詹敦仁的《清隐堂记》等。但宋代的亭台楼阁记除记景之外,还有一鲜明特点是记中多涉及其名,或简述由来,或自明其志,或另赋其意。如宋代有胡宿的《流杯亭记》、章岷的《绮霞阁记》、欧阳修的《丛翠亭记》等。

对宋代记体文的主要类别与重要作家的创作做过专题研究代不乏人。其研究成果集中在山水游记和亭台楼阁记两类。两者相比而言,亭台楼阁记创作数量更为丰富。加之宋代官员因政治因素大多任期不长,频繁更换职务,造成大批官员迁徙,每到一处或修建、或修缮,所以使得亭台楼阁等登临游览之所在宋代逐渐兴盛。结合目前研究来看,研究文人心态的著作相比于文体方面的研究更多,与亭台楼阁有关的研究也正是通过把握宋人意志,以便能更好地对宋代士人主体的心态、道德修养以及处事原则等方面有所把握,从而管中窥豹,辨得宋代文学史以及宋代文化史的发展轨迹。

 

从宋代亭台楼阁记看文人情志

记体文于宋代开始焕发了新的生机,其变化表现在从记事、记景、记物到记情、记理、记意;从具体地叙写修建、描写景物的实用性文体到抽象地表达情感、抒写哲思的文学性文体;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切与参与到关注自身道德修养、读书治学、追求真理等。达官显宦营造兴建,文人志士登临游览,亭台楼阁在宋代与众多士人产生了交集。在社会方面,文人都在记中抒发济世救民的情怀;感慨家国强盛、人民安乐;激励有志之士,唤醒其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从自身来看,士人开始重视内心的修养和道德塑造;重视读书治学之道,他们认为万物之道皆藏于其中,培养后人正确的读书观,认清其价值功用;更为重视思辨之理,即天地万物与人的辩证关系,追寻真理。与唐人相比,宋人善思辨,万物的存在、运动、兴废、变化都是有宋一世的永恒话题。

(一)对社会政治的关切与参与

宋以前,亭台楼阁记大多是反映亭台楼阁的修建之地,建造之人及其周边景观等信息,较少涉及社会政治,关注国计民生。而宋代总体上多抒发世人经世致用之情怀,灌注了作者对社会政治的殷殷关切。如张俞《恤民亭记》记录了江夏黄士安宰居成都一年,作亭以图其治。故传曰:“恤民为德。”又曰:“勤恤其民。”袁延度的《疏泉亭记》是为表彰李公修筑官渠,解救人民于苦火之中。将以防民患、建民利,认为李公之后二百年间,再无如李公之用心者。因命之为疏泉亭,表彰官员功绩,以垂范后世。

宋代士人也多具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常于登临游览之时抒发与民同乐的仁者胸怀。如黄裳的《公馀堂记》中说到“某侯为州谨始”时,便日日与下属振兴堕坏的风气,修整损毁的建筑,揭发奸恶小人加以惩治,没过多久便使得“凡要目数各从其类”,纲纪遂立。使庶司群案有规矩可循,遂号无事。在其治理下,民则岁丰而义重,吏则日闲而兴长。当地官员与百姓在闲暇之时,游玩于山水之间:“清旸翠阴,欢笑远近,或驰驱于郊,或鼓考于庭,栖侯鹄,立壶马,宠辱君子之胜负,兕觥其觩,不醉无归。”还有李彦弼的《八桂堂记》,因百姓安居乐业,官府太平,于是裘轻带缓,时为逍遥游。与此同时,也明政事、练甲兵,使骇舆之变未萌而销,此先同其忧也。又公之辟圃也,敞扉通途,使其地无隔塞之禁,此后同其乐也。时任桂州通判,虽偏居一隅,也心系家国,照拂一方百姓。更有欧阳修的《丰乐亭记》,丰乐亭位于安徽滁州,此记作于欧阳修被贬之后,因山川秀美,作亭以游之。感于民有幸生于丰乐之年,又作记以志之。“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乐之年,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韩琦在《定州阅古堂记》中也说道后来之贤,与其同志,也必爱尚而增葺之,可避免毁圮圬墁之患。虽然在地方只是短暂任职,但士人都十分重视亭堂带来的政治效益,希望修建斋堂可以引发后世登亭之人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

(二)对人道德修养的强烈关注

宋代的亭台楼阁记多记述建筑物的由来与涵义,从对其的命名中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对人道德修养的强烈关注。如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中就有:“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故设一院以示勤政。《李氏园亭记》中也有:“与予游其园,息其亭,一则叹旧馆之丧,一则思甘棠之政。”《野兴亭记》中有:“昔裴晋公作绿野堂,负功名而务闲适也;李卫公作精思堂,居密勿而彰尽瘁也。”以上都说明了作记志宋以来的记体文大抵都是为说明道理,警诫自己与后人。

欧阳修的《夷陵县至喜堂记》,因当地风俗朴野,江山秀美,作记志其风俗变化,使后来者对其有所参考。认为可以使“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使“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可以使来到这里的人都“既至而后喜也”。故“作至喜堂记藏其壁”。范仲淹也可谓独树一帜:因井水甘甜清冽,作《清白堂记》以警诫后人,为官要效法它的清白与德义。谓曰“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以为官师之规,所以署其堂为清白堂;又修建一亭于其侧,曰清白亭。范仲淹又在明嘉靖三十五年的《庆阳府志》上有《劝农》遗诗,说明他重视农业生产。范仲淹认为农业繁荣,人民富足,国家自然繁盛。故在《眉寿堂记》中感慨百姓凿井耕田,且野无惰农。故“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作记褒扬“斯民熙熙然跻和气之域”,因以名堂。吕午的《希贤堂记》借周敦颐之“希贤之说”为记,认为“贤”当以伊尹之所志,颜渊之所学为准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希之则修之”,以此激励后人,相与目希贤之扁,信希贤之义。

还有对自我修养的记叙,如陈尧佐的《独游亭记》中说自己朋友寥寥无几,旁人评其“陈氏子傲人也”。他以第三人称作记,说明“君子谨独焉”,重视对自我内心的关注,故“余既至,即辟公宇之东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独游’”。苏舜钦的《浩然堂记》以“浩然”为名,便是以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为本源。而苏舜钦也强调只要心存浩然之气,无论顺逆,都能守道存诚,自处不厌。世俗之士所以不能浩然,是因为其“智愚、贵贱、毁誉,相刃相靡而不相忘”。那什么是真浩然呢?苏舜钦认为可将万物、形骸、生死“皆外之”的人,便是“真浩然者”。

(三)对读书治学之道的重视

作者为自己与他人修建的亭台楼阁等作记,多从命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中与读书治学有关的记文也表明了宋代士人对其的重视。苏轼的《宝绘堂记》中说书画悦人,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且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但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便可以意为乐,留意于物便是以物为乐,故认为君子应该“薄富贵而厚于书”。书虽是“微物”,却足以为乐。苏辙在《藏书室记》中认为书室中存放的不仅是先人遗物,是诸子可受而行之的明灯,也是苏家勤学善思进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寄寓了苏辙对先父的深切怀念与文学家族对后继有人的殷切期待。郑少微的《读书堂记》是作者友人房少猷修筑一堂,名曰“读书”,请记论说读书之道。他认为读书并非单纯是数量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读。谓曰“孔子时,书浸浸多矣,然《诗》《书》《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后成”,孔子之时,书的数量渐渐富足,但真正有价值的书却在圣人之后。故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得书其所以。他认为学者虽然以博览为贤,也认为书不可不读,但如果读书不能得其所以,则不如不读为好。

李廌的《宝籍堂记》通篇议论,开篇即谓:“元龟象齿,大贝南金,世以为宝”“天球河图,和弓垂矢,世以为宝”。是因为它们世所罕见,故而价值连城。文仲、虞叔因其可贵,是为君子之宝。以宝物和君子,引出中心论点是可将道以文传,认为六艺之书,百氏之学,历世之史,诸儒之作,都可以辑以简编,著之载籍。书籍中蕴含着的天人奥秘是可以被探索的,蕴藏着的理义意旨是可以被求得的,祸乱的根源是有迹可循的,言行举止是可以被效仿的。书籍可以“周于万物而不足,充之可以参于天地,勉之可至于圣人”。习其实用之处可齐事业,习其华美之处可成艺文。小大之间可润色鸿业,缘饰史事,万物之道皆藏之韫牍,书籍的宝贵之处正在于此。张商英的《醉经堂记》是通过主客问答的方式解释了“醉经”之意,即醉心于儒家经典。作者认为,“矧五经者,圣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系焉”,说明五经对世人的教化作用体现在其对生民人格修养的陶铸和生命意义的重塑。

(四)对人与物关系的超越性认识

宋代的亭台楼阁散文,景物的刻画与描写不再是文章的重心,更多的是对道的认识,是对当下人与物关系的辩证认识。如孙复的《信道堂记》,以命名为记,通篇却在论述自己对道统的认识。这也说明了宋代亭台楼阁记有了突破和创新。其中说道,他所认为的道,是儒家的“道统”,所以他学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直到今日“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喜之所以为喜也,誉之所以为誉也。”但他认为圣贤之道,便正是“无进”“无退”“无毁”“无誉”的辩证与虚无。

苏轼作为宋代文坛罕见的天才,他的文章总能融入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情,如《凌虚台记》中记述了苏轼登台而望,环视四方,其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观,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其北面是隋文帝的避暑离宫——仁寿宫。这些宫殿都曾为当时之盛,最为宏杰诡丽,坚不可摧,而今安在?早已化为破瓦颓垣消失无迹了。文章由台阁兴败进而引发了对万物兴废之理的哲思,苏轼在追问历史上曾辉煌一时的宏伟建筑最终化为“丘墟垄亩”的原因时,内心深处是在质问到底有什么是真正坚不可摧,能留于后世的呢?

家坤翁的《金玉台记》通篇论述“金玉”之意,以名为记。在论述其名由来时,从形、气、神的角度,融天地、卦象于一体。一说其名由来为谶语:“金石台分宰相出。”传者以为因晏、王两相国感遇之祥。作者认为此地山川钟秀,人物挺身,理气之常,不必诬以为谶。后思而得之,将地理与《易经》融为一体。因金柅见《姤》初六,姤卦为“巽来而乾止之”,巽为木,乾为金,故有金柅之象。西北临水,则乾也,郡治亦位于州西北,来于巽,止于乾,“可以会风气而发奇秀”。又因乾为金,亦为玉,故台有此名。

欧阳修的《非非堂记》论述了“心静则智识明”,先说物,“权衡之平物,要静则锱铢不失。水之鉴物,静才能毫发可辨”。又由物到人,静才可耳聪目明,闻见必審。“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然后又说非非堂的建立过程和景观布局,最后指出“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该记作于欧阳修政场失意之时,通过对非非堂的命名阐明了作者的处事之道,其中既不涉及景物从中表现了作者对万物的思辨。

李昭玘的《负日轩记》中论述道:“夫一昼一夜,阴阳代更,一寒一暑,四时错行,此万物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地亦不得私于万物”,可作者却惑于自己因有所爱而欲私于物。后论道:“一得一失,喜怒相贼而自焚溺者,不亦大惑欤?”最后得出天下之物不独有,也不可溺于物之得失的结论。还有苏轼的《思堂记》是友人章质夫请苏轼为“思”作记,意为“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谓,必思而后行”。文章通过对己之“不思”和友人之“思”的对比阐述,一方面肯定了章质夫的思无邪之道,另一面也展示了自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豁达无为的人生态度。更有“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的豪放旷达,但也认可《易》经中“无思也,无为也”的思道观。

 

结语

记的功能在于将有价值的事物流传于后世,但具有传世价值的并非亭台楼阁本身,无论多宏杰诡丽,坚不可摧的建筑最后都会“化为禾泰荆棘丘墟陇亩”,大多宋人已深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文章中寄寓命名之意,建筑与事物就可通过文章得以流传。故宋代的亭台楼阁记通过记亭之名,来表达作者本人,包括修建者、命名者等人的思想意志与情感态度,同时于现世乃至后世有规劝之意。由于文章表现内容的转变,这类记体文也突破了以往的文体模式,破体为记,以议为记,以论为记,将叙事、议论与抒情融为一体。而从宋人对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命名与阐发中,则可以窥见宋代文人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的关切与参与,对人道德修养的强烈关注,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视以及对人与物关系的超越性认识。

 

来源:《今古文创》2022年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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