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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为什么称为“官家”

许多朋友都知道,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不管是皇帝身边的宫女、内侍,还是臣僚,抑或是坊间的平民百姓,当他们说起赵家天子时,通常都是用“官家”指称,而不是叫“皇上”“万岁”,当然皇帝本人也接受、认同“官家”的称谓,这跟宋朝之前、之后的称呼习惯都不一样。为什么宋代会形成以“官家”来称呼皇帝的语言习惯呢?

今天的研究者提出几种解释。有的认为,“官家”是宋代皇权理性化的反映,“所谓‘官家’,同‘医家’‘农家’‘酒家’等等一样,是一种职业的分类,只不过皇帝是较为高贵的职业类别,而且这一类称呼只能用于皇帝一人身上,如此而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天子’到‘皇帝’,又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某种进步,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因素的逐渐增加,反映出君权神授,即‘天命’‘神种’色彩的消褪”。(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2006年第5期)

有的认为,“官家”是宋代皇权世俗化的体现,“宋代帝王不再以象征功业的‘皇帝’和象征君权神授的‘天子’等称谓相标榜,而是喜闻乐见于与‘酒家’‘农家’‘医家’等相类似的世俗化称谓——官家。由此可见,皇权观念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皇帝世俗化称谓的出现似乎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皇权观念的世俗化”(孙军凯、杨蕤:《略论“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观念世俗化》,《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也有的学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官家’指代皇帝并不是皇权的理性定位,而是指皇帝和士大夫对皇权观念的修复”,“从宋太宗朝开始,‘官家’比附于‘三皇’‘五帝’,呈现出神圣气象,‘官家’脱离原有语境和语源,脱离原有世俗性与随意性,逐渐神圣化、专有化和政治化。这既是皇帝和士大夫在选择性遗忘中对皇权的修复,也体现了皇权观念在民间的普及和加深。”(张祎文:《“官家”源变与宋代皇权重塑》,《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似乎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不如看看宋人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对宋人来说,“官家”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汉代,已出现“官家”一词,不过它的含义是指公家、朝廷,怎么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皇帝的代称了呢?宋朝的皇帝也很困惑。

据宋人笔记,宋太宗曾问龙图阁直学士杜镐:“今人皆呼朕为官家,其义未谕,何谓也?”杜镐是宋初的饱学之士,以博闻强记闻名,人称“杜万卷”,他说:“臣闻‘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诸古谊,深合于此。”太宗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宋真宗也询问过词臣李仲容:“何故谓天子为官家?”李仲容回答说:“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也,故曰官家。”

显然,李仲容与杜镐对“官家”涵义的解释是差不多的,都认为来自“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典故。不过,所谓“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说法其实是存在着讹误的,很可能是宋人在记述、传抄这两则轶事的过程中发生了讹记,因为准确的说法是“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出自汉代学人撰写的《易传》。

五帝,指早期华夏共同体的五位部族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即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大禹、成汤、周武王姬发。五帝时期,华夏文明尚处于部落、部落联盟阶段,还保留着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民主制,部落或部落联盟首天下”,所谓“家天下”,意思就是“以天下为己有者”,把天下当成一姓一族的家产,因此,统治国家的权力便在家族内部世袭传承,而非选贤与能。换成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这叫做“家产制国家”。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时,建立的通常都是这样的家产制国家,不独夏、商、周如此,我们在华夏周边的游牧部族历史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的进程,而儒家历史叙事中的分领通常由推选产生,这一原始民主制在儒家经典中,被记述为“禅让”,并被阐释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道。“五帝官天下”的涵义,用宋人的话来解释,便是指“以天下为公,而使仕者任之”。在古汉语中,“官”即含有“公共”“公有”的意思,所谓“官天下”,其实就是“公天下”之意。

陕西韩城的五帝雕像


然而,建立华夏第一个王朝的大禹终止了禅让之制,将君主之位传与儿子夏启,从此王位从选贤与能变成了世袭罔替。开创商王朝、周王朝的成汤与姬发同样采纳了世袭之制。宋人将夏、商、周三代的世袭政体概括为“三王家封制,无非是家产制下贵族集团对天下的分户析产。

宋人说:“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又说:“官家之义,盖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也就是说,按宋代士大夫的诠释,“官家”的称谓隐含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官天下”,抑或“家天下?”这一诠释是不是符合“官家”的本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诠释本身。从宋人的诠释,我们看到至少有一部分宋朝士大夫对“官家”背后的天下观表达了关注,究竟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君主应该是“公天下”的代表,还是“家天下”的家长?

先秦儒家是尊崇“天下为公”的,相传西周姜尚曾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此语历代儒者偶有引述,而在宋人言论中,类似的表述最为多见,因为宋代士大夫明显倾向于认同“公天下”。

我们来对读汉、唐、宋三则近似的轶事,正好可以从中看出三朝人的不同天下观:

西汉末,汉哀帝宠幸董贤,竟提出要将皇位让给董氏:“吾欲法尧禅舜,如何?”近臣王闳极力反对:“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庙,当传之无穷,安可妄有所授?”王闳的意思是说,汉家天下是高祖开创的,是刘氏的家产而不是哀帝个人的私产,因此,哀帝没有权力将它禅让给外姓。

无独有偶,唐朝前期,高宗病重,意欲逊位于皇后武则天,宰相郝处俊坚决不同意,说:“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郝处俊还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天下,并不是唐高宗的个人财产,因而不可以私自传位给武后。郝处俊与王闳都申称“天下者,非陛下之天下”,这是因为他们都将天下当成皇家的家产(而非皇帝个人财产),体现的正是家产制的逻辑。

南宋初也发生过一件有点类似的事。当时南宋正与金国议和,相传金国要求宋高宗屈膝接受诏书,宋高宗似乎也答应了,御史方庭实闻讯,上疏表达强烈的抗议:“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敌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方庭实也宣称天下乃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与唐之郝处俊、汉之王闳的立论一样,但方庭实同时又说,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已经超越了“家天下”的逻辑,展现了“公天下”的立场。这样的见识是汉人、唐人难以企及的。

显然,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天下既不是皇帝个人的私产,也不仅仅是皇家的家产,更是天下人的公产。如果说,方庭实一人不足以代表宋朝士大夫群体,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士大夫的看法——

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毫不夸张地说,这简直就是一千年前的“主权在民”宣言。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章句时,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正因为天下为天下人共有,所以天子不能将天下私自授予任何人。五帝时代的禅让其实并不是由天子指定接班人,而是有一套复杂的程序:首先,嗣君由部族提名,在位之君并无提名权;其次,嗣君人选在得到在位之君的同意后,还需要获得国人的承认。

宋宁宗以御札罢去朱熹的侍讲之职,御史吴猎立马上疏警告皇帝:“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熹当世老儒,清议所出。陛下无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轻易快意。”

宋理宗时,宰相杜范告诫皇帝:“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大意是说,凡君主批准施行的政令,必须经由宰相熟议、签发,如有未当,允许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及台谏官追缴,这套程序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原则,万世不可更改。

宋度宗时,御史刘黻对皇帝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南宋末,一位叫金履祥的处士也提出:“国,天下之国;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长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意思是说,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君主只是国家的托管者而已,不可以将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物。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天下为公”并非个别宋朝人的看法,而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敢于这么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地告诉皇帝“天下者,非陛下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大概也只有宋朝了。

基于“天下为公”的共识,宋人在解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时,自然而然会认为“官天下”才是至公之法,“家天下”只是不得已的安排:“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宋朝的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家天下”是薄德之事:“朕闻五帝官天下,而禅让于贤;三王家天下,而封树其子,德已薄矣。可不慎乎?”

宋人将“官家”解释为“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也许正是为了提醒皇帝记住这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

当然,我们决不能说,宋朝已经实现了“天下为公”。赵宋王朝当然也是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只不过,在“家天下”的既成事实上,宋朝士大夫试图强化君主“公”的属性,削弱君主“私”的属性,从而将君主塑造成“公天下”的象征。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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