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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折点: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二)

接前文《时代转折点: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一)》 


风波的升级:萧仪被杀及其原因

在这场风波中,吏部主事萧仪给朱棣上了一封《应求直言诏疏》。永乐七年(1409年)萧仪还在江西家乡时,曾听说过当地大批民夫砍伐木材拖运福建武夷山,有人中毒身亡、孤儿寡妇继续服役的悲惨经历,于是他根据这些情况加工、修改了当时流传的一首《续伐木谣》:

 

永乐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载将何如。

无贫无富总趋役,三丁两丁皆走途。

山田虽荒尚供赋,仓无余粟机无布。

前月山中去未回,县檄仓忙更催去。

去年拖木入闽关,后平山里天正寒。

夫丁已随瘴毒殁,存者始惜形神单。

穉子多孤母多老,几度临门望归早。

火伴还家始报音,遗骸已润荒山草。

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儿嫠妇仍登程。

去年丁壮已殒殁,今年孤弱知无生。

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

但闻木数已将完,王事虽劳莫怀土。

 

诗中写了所有的男丁都去服役,其中一个从江西伐木拖运到福建的农夫,家里的山地已无人耕种,无法缴纳官府的田赋,没有余粮也没有穿衣用的布匹,生活已经没有着落了;他自己被山里的瘴气毒死,孤儿老母还在依门盼望他早日归来。虽然同去幸存的伙伴回来报信说,这个农夫已经中毒身亡,但是官府的服役名单上还有他的名字,因此他家剩下的孤儿寡妇还要照样去伐木拖运。壮实的男子尚且中了瘴气身亡,年幼体弱的孤儿寡妇就更别指望还能活着了。萧仪不觉感叹:“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

也许是当年家乡的悲惨见闻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十几年后朱棣下诏书直言时,萧仪便响应号召与邹缉、李时勉等人同时上书,但是言辞并不激烈,并且为了避免触怒朱棣,萧仪只字未提当年家乡的悲惨传闻,仅仅是按照朱棣诏书里列出的政务缺失内容,顺便说了几件朝廷处理的不当之事;但是对于朱棣号召直言之举,萧仪却是满篇的吹捧加歌颂,因此乍看起来,这份上书似乎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是在这份上书的后一部分,萧仪却指出由于营建北京时间长、消耗大,“天下供役、民力凋敝,”因此上天才降了灾害来警示,加上南京又是太祖高皇帝选定的首都,因此还是应该顺从天意,言外之意也该顺从太祖的的意志,回到他老人家选定的首都。于是萧仪给朱棣提了三个建议:“或待秋凉且回南京,谒奠陵寝,与天下休息,候民力稍舒以图再举,此为计之上者”,委婉地劝朱棣秋天凉快了就先回南京,暂时放弃北京,营建之事等天下百姓喘口气再说,这是上策;如果陛下还想留在北京,那就应该“御奉天门以朝群臣,厚修德政以顺天心,俟缓而图之,此为计之次者”,委婉地指出朱棣在修德政方面好像有缺欠,应该虚心听一听群臣的意见,暂缓北京的营建,这是中策;接下去萧仪又说,朝中一帮小人“不畏天变……陛下若再轻于听信,欲拂天意而为之,则非臣之所敢知也”,这话等于说,如果轻易听信朝中小人之言,还要跟天意对着干,继续在北京建都,后果无法设想,我看这是下策。

本来迁都北京是朱棣一生的几大追求之一,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好容易才建成了,不可能轻易放弃,况且大火只是烧了三大殿,其余的建筑还算完整,因此朱棣肯定是还想重建,不想回迁,否则就直接下令还都南京了。可是萧仪的上书却把迁都北京说成是“信小人、拂天意”的下策,还在上书的末尾断言:朱棣“聪明睿智,盖必断自宸衷而以上计自处矣”,这话虽然给朱棣戴上了高帽,但实际上有点迫使朱棣采纳自己提出的上策,并且这样就等于在舆论上把朱棣选择留在北京的机会给堵死了。况且萧仪上书里提出让朱棣“御奉天门以朝群臣”,等于让皇帝在烧毁的奉天殿废墟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群臣的批评,承认迁都决策的错误。面对这样的建议,一向专制、虚荣的朱棣几乎无法忍受。

朱棣看了萧仪的上书,很可能一脸的不高兴,但还是忍着怒气没有发作,因为上述内容不便直接反驳。有些大臣看出了朱棣情绪的喜怒变化,于是开始揣摩朱棣的心思,转而斥责上书者。朱棣果然大怒:当初迁都时,“吾与大臣密议数月,岂复不便哉?……久而后定,非轻举也”,于是就在四月中旬萧仪上书几天后,朱棣命人治了他犯有诽谤罪,把他下狱杀掉了。

不仅如此,朱棣一看群臣纷纷上书指出迁都的严重问题,可能是后悔了,于是就在直言诏书发布的十几天后即四月二十四日,朱棣又发布了一道诏书:《禁谤讪敕》,声明直言诏书的目的“无非欲闻朕过及知军民疾苦”,“奈何言者其中多涉讥侮谤讪及告诉之词,而与朝廷政务及军民休戚略不相干”。“讥侮谤讪”含有讽刺、诽谤之意,“告诉之词”则是控告和诉讼的内容,都涉及诽谤罪的范围,因此,朱棣是以诏书的形式来界定那些上书者是借着提意见的机会诽谤政府、攻击朝廷,并且明确规定以后有人再敢这么干,“治罪不饶!”

实际上《禁谤讪敕》的颁布,等于为朱棣控制舆论、镇压反对者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工具。朱棣的前一个诏书是号召官员直言,后一个诏书又规定如果有人诽谤政府、攻击朝廷,就必须严惩。但问题是什么是直言,什么是诽谤、攻击,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可是这个界限不是由法律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而是完全由朱棣也就是由皇帝来随意认定,因此萧仪虽然自认为是奉命直言,但朱棣却认定他是诽谤,所以杀了他。

需要说明的是,明太宗朱棣对直言的态度前后变化非常大,尤其是不能容忍有人明确反对迁都,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几天前朱棣虽然下诏书号召群臣直言,还列举了一大堆政务缺失的具体内容,但却一个字都没涉及迁都问题;换句话说,朱棣下诏求直言其实是有范围、有限度的,迁都的正确与否尤其是禁区,根本不容讨论、甚至不容怀疑。因为朱棣始终顽固地认为,他做出的迁都决策是经过反复斟酌和慎重考虑的,大方向本身没问题,所以面对这场大火,朱棣只承认这是上天对政务缺失而不是对迁都决策的惩罚,而政务缺失的责任主要在下面的政府官员身上,朱棣本人作为迁都的决策者并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朝中大部分官员并不这么看,他们非常清楚,目前朝廷的许多弊端尤其是社会和百姓的沉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营建北京、迁都造成的,因此他们没有理会朱棣划定的直言范围,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建都北京的后果,“多言都北京非便”,等于指责朱棣迁都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将君臣分歧公开化了,于是朱棣发动的号召群臣直言、检讨政府失误的活动,就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反对迁都的风波,并且萧仪等人还利用这次空前的火灾,把迁都北京说成是“信小人、拂天意”的下策,等于进一步变相指出朱棣迁都是违背天意,因此才受到了上天的火灾惩罚,更是直接否定了迁都的决策本身。

这个结果完全超出了朱棣的预料,已经不仅仅是朱棣和群臣对迁都问题的分歧了,而且是朱棣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为部分上书者指责了朱棣迁都的失误;萧仪被杀的罪名是攻击朝廷、反对迁都的诽谤罪,并不是因为他讲了实话,而是没有严格按照朱棣划定的范围讲话,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迁都的决策,等于突破了朱棣的两条底线,这是朱棣无法容忍的,所以萧仪才获罪被杀。

至于朱棣只杀萧仪而未杀其他人,可能是因为其他人上书并没有超出朱棣划定的范围,或是没有直接指责朱棣的迁都决策,比如邹缉上书指责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官员;李时勉等人的上书除了反对迁都之外还指出,朱棣大量收留外国和北部少数民族人员在北京,可能对明帝国的安全不利,这一看法与朱棣“招徕远人”、显示大国风度的做法和主张严重对立,但也没有否定朱棣的迁都决策,因此朱棣才没杀这些人。

 

风波的结束:夏原吉主动承担责任

四月中旬萧仪被杀后,舆论导向自然就变了,上书者们只好把矛头转而指向了当权的大臣们,“言者因劾大臣”,指责他们的工作严重失误,所以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负责营建的工部尚书李庆等人首当其冲,对此自然非常不满,他们是朱棣的少数支持者,并且已经看清了朱棣镇压反对派的用意,因此便极力反击上书者的指责。朱棣可能是讨厌这些人喋喋不休,于是“命跪午门外质辨”,下令大臣和上书者们一律跪到午门外的石板地上,排成两排争论迁都的利弊。

于是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但朱棣杀掉了萧仪又颁布了《禁谤讪敕》,显然是要打击反迁都的上书者,因此那些大臣们仗着皇帝朱棣撑腰,不仅“争詈言者”,并且还“啐骂科道官:‘书生也,昧大计’”,于是双方对迁都问题的争论,就变成了部分大臣替朱棣训斥甚至辱骂科道言官的活动。不过虽然如此,但大家对迁都北京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言官和大臣们其实都没什么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言官说的更直接一些,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明朝设立言官就是专门给皇帝和政府提意见的。

朱棣用罚跪的方式来惩罚这些反对迁都的人,并且给人的印象是他并没有违背直言的号召,而是继续允许大家发表意见、相互争论,只不过是用排队罚跪的方式来羞辱这些人的尊严和人格。这种惩罚虽说不如廷杖那样残酷,但与廷杖具有相同的性质,同时也显示出朱棣本人一心要将开创事业进行到底的干劲和决心,以及他与大臣严重对立的态度。

永乐时期很少号召大臣直言,解缙倒是几次直言进谏,但受到汉王的诬陷和朱棣的严惩,最后冤死狱中。因此,虽然朝中许多官员对当时的弊端很有看法,但不敢也没有机会说出来。此次朱棣因火灾而求直言,在诏书里讲的很有诚意,并且列出的弊端也很具体,这些无疑让大家减少了顾虑,于是部分官员就响应朱棣的号召讲了实话。也是永乐朝长期高压环境下,官员们借此机会释放一种情绪。但却使虚荣心、报复心极强的朱棣非常恼怒,他是绝不会承认决策失误的,因此他要把上天的惩罚转嫁和发泄到反对者身上,并且不惜采取血腥的手段。于是在这种相当专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直言进谏的官员处境就相当可悲了。

就在官员们跪在午门外争论不休时,朱棣派人来询问结果。很显然,朱棣其实是想看看有谁还敢跳出来反对迁都。老臣夏原吉看透了朱棣的用意,于是他向朱棣上奏:“彼应诏无罪,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朱棣听了夏原吉的话下令释放了罚跪者,并且允许大家继续提意见。这时有人埋怨夏原吉在皇上面前帮着言官说话,原吉回答,“吾辈历事久,言虽失,幸上怜之,若言官得罪,所损不细也”,大家听了这些话,才叹服夏原吉的胸襟和见识,他是为了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等于给了朱棣一个体面收场的台阶。由此可见,夏原吉这样做并不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朱棣的迁都之举,但表面上还是既要照顾皇帝的面子,又要设法保护进言者。

由于夏原吉主动承担了责任,再加上《禁谤讪敕》颁布后无人再敢指责朱棣迁都,因此先前那些反迁都的上书者暂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但这些人毕竟在上书中“多斥时政”,惹起了朱棣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工部尚书李庆等人已了解到朱棣杀掉萧仪的目的,因此反过来极力攻击并且多次力劝朱棣惩罚那些上书者,于是在萧仪被杀不到一个月后的五月上旬,朱棣趁机处罚了一批上书者,其中罗汝敬等人被捕入狱,另一批担任御史和给事中的言官如郑维恒、何忠、罗通、徐瑢、柯暹等人,被贬官到广西以南的交阯(今天越南一带),名义上是担任知州,实际上是变相的发配和惩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部尚书李庆是朱棣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大臣,也是朱棣一系列开拓、消耗性活动的少数支持者之一,迁都后还曾一度兼任兵部尚书,在萧仪被杀、舆论导向转变之后,李庆实际上是代替朱棣受到了上书者的指责,因此,尽管朱棣对那些反对迁都的上书者未必都想置之死地,但为了维护李庆当然更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朱棣仍然处罚了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批人,也是在李庆和反对者之间搞平衡。这是朱棣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惯用的权术,基本上对哪一方的支持和打击都不过分。

虽说这场风波中反迁都的官员们大都受到了处罚,但其中高调反迁都的邹缉反而升了官。邹缉在上书之后不久,由詹事府正六品的左中允兼翰林侍读,升为正五品的右庶子,仍兼任翰林院的侍讲。原来邹缉在此之前,曾担任过皇太孙朱瞻基的辅导官员,尤其是在朱棣北征、朱瞻基奉命留守北京时,邹缉曾全力辅佐瞻基,因此瞻基对他非常器重,而朱棣对长孙朱瞻基是非常钟爱、着力培养的,因此才会放了邹缉一马。至于邹缉讲过的内容全都是瞒不住的事实,他也没有直接指责朱棣的迁都决策,况且夏原吉还为这些人说情,所以朱棣才升了邹缉的官,以显示自己的公正、大度,可能还有为太孙日后登极培植势力的用意。

 

(未完待续)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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