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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人生抉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的一天,一位风水先生在苏州一片称作南园的地方,为即将搭建新居的主人占卜吉凶。他兴奋地告诉主人:“此处可是难得的福地,若在此建家宅,那么您家的孩子将一个接一个地封侯拜相,位列公卿。”主人闻言,沉思片刻,说道:“那这里还是不要用来盖宅邸了吧。”旁边看到的人都大惑不解,主人解释说:“在这里盖私宅,只能让我一家子弟富贵。不如把这里改成学堂,让远近的子弟都来此处求学,将来本地必然是人才辈出。”

这位无私的主人,便是当时在苏州担任知州的范仲淹。这位被南宋理学家朱熹称赞“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名臣,留下了许多这样的佳话。元好问曾经这样概括他传奇的一生:“(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范仲淹的人生,俨然已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优秀范本。


布衣名士:家世与求学之路


范仲淹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出生在徐州。据他后来自述说,其祖籍是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先祖是唐代宰相范履冰。不过,到范仲淹出生的时候,家族昔日的荣光已经黯然。其父范镛此时在徐州任职,家境颇为清贫;而他的母亲谢氏,乃范镛之妾(此据学者李从昕考证),而非正妻。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在升迁赴任途中意外染病去世,母亲被迫带着他改嫁。

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曾任淄州长山县令,亦是一位中下层文官。从史料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测其对范仲淹颇为关爱,视如己出,以至于幼时的范仲淹并无寄人篱下之感,甚至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他改名朱说,与朱氏兄弟一同长大,在长山县度过了一段虽然略穷困却无忧无虑的时光。范仲淹后来曾向友人提到的“划粥断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长山县南有一座长白山,景色秀丽,环境清幽。于是,范仲淹便与一位姓刘的友人相约在山中的醴泉寺僧舍读书。二人每天晚上用二升粟米煮一锅粥,到天明,粥便凝成了一大块儿。两个人把这样一锅粥用刀切成四份,早晚各拿出一份来,撒上韭菜、盐和酱汁吃,就这样过了三年。从继父一家的经济条件来看,范仲淹当时的生活应不至于如此贫寒。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与其说是生活所迫,不如理解为范仲淹有意地自我修行更为恰当。后来,范仲淹在一次与朱家兄弟的争吵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他辞别母亲,只随身带琴与剑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读书,并向母亲保证“期十年登第来迎亲”。相传,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时,也是每天喝粥度日,别人都忍受不了的生活,他却甘之如饴。没过几年,他在学业上便取得了“大通六籍,声名倾动当世”的成就。

明人绘范仲淹像


青少年时代的刻苦求学生活深刻影响了范仲淹的人生态度,使其时时刻刻保持自律简朴的生活方式,这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是难能可贵的。宋代物质生活富足,士大夫的俸禄又十分优厚,因此士人往往崇尚享乐。据说,寇准少年富贵,成名后更是好奢侈,“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晏殊亦是以“好夜宴”著称,“未尝一日不宴饮”。而范仲淹却常常规劝子弟节俭,平时如果不是宴请宾客便只做一道肉菜。一次,他听说儿媳王氏(范仲淹好友王质之女)用罗做帷幔,还大加斥责。平日节俭下来的钱财,范仲淹慷慨拿出来接济下属和亲族,并在地方上兴建义庄,造福百姓。一次,一位姓孙的户曹在任上病死。范仲淹见其家贫子幼,便拿出自己的俸钱百缗,雇了一条大船,送孙户曹的孀妻和幼子返回家乡。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对于有抚育之恩的朱氏,范仲淹常常心存感恩报答之心;即便是对于当年刻薄对待范仲淹母子的范氏家族,范仲淹亦是不计前嫌,常常告诫子弟不要计较亲疏,恤贫苦,以报祖宗的福德。律己、勤俭、宽容,范仲淹此后一生言行,处处折射着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德。这也许就是命运对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修习的一种回报。


州县能吏:“爱较真”的年轻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事,管理刑狱诉讼一类的事务。范仲淹日后刚正不阿,据理直言的个性,在此时便已见端倪。汪藻的《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说他“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他每每与太守吵过一架后还不肯罢休,回到住处,还要将争吵的内容一条条记录在屏风之上。结果,到6年后他离任的时候,屏风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几乎多一个字也写不下了。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监西溪镇盐仓。泰州临海,百姓常受海涝之害。于是,范仲淹积极向淮南制置发运史张纶进言,建议修复海堰。这本不是范仲淹职任之内的工作,但因为这是关系到百姓民生,所以尽管这一提议当时受到很多人的反对,范仲淹还是极力争取。在张纶力排众议下,泰州的海堰工程终于开工。但范仲淹的运气并不好,工程刚刚开始,就遇上了恶劣的天气——“会大雨雪,惊涛汹汹且至”。更糟糕的是,招募来的民夫没有应对的经验,汹涌而来的海浪,使海堰工地很快陷入一片可怕的混乱,大家在恐慌中胡乱奔走,最终造成了百余人的死伤。突发的事故放大了反对派的声音,海堰工程此后修修停停,到天圣五年(1027)终于完工。可惜此时范仲淹已经因为丁母离任,没有机会亲眼看见工程的完成。不过,范仲淹的文章中多次回忆到此事,其心境似乎颇为自豪。大概此事最终的良好结局,大大激励了青年时的他不计祸福、积极施展政治理想的热情。

而他为民兴利的努力也终究没有被人遗忘。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说:“民至于今享其利,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多年以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人人赞赏的名句。但真正能像他一样,做到不畏人言,于“分内”“分外”皆能替天下、替百姓着想的人,终究还是凤毛麟角。南宋理宗年间的《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中说“观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真正的栋梁之臣,并不一定要等到“居庙堂之高”才能显现出远大的理想,就算只担任基层的小官吏,一样熠熠生辉。


诤臣典范:与刘太后的较量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做秘阁校理,第一次获得了到京城任职的机会。而此时,在朝堂之上,宋仁宗皇帝与其母刘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之争已悄悄拉开帷幕。等待着范仲淹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言官生涯。

《宋仁宗真像》,1788年,姚文翰奉勅绘,绢本设色


这场争斗的起因要从乾兴元年(1022)二月,12岁的仁宗皇帝登基开始说起。仁宗皇帝年幼,需要其母刘太后垂帘听政。而到天圣六年,仁宗皇帝已满18岁,可刘太后依然没有归政的打算。这与宋代从开国以来一直极力避免后宫干政的传统相冲突,引起了朝臣的警惕。并且,这位刘太后又并非仁宗皇帝的生母,仁宗皇帝的生母是真宗的李宸妃。刘太后出于私心,一直向仁宗皇帝隐瞒这一事实,致使李宸妃一直到去世,都未能有机会与仁宗皇帝母子相认(后世便是据此演绎出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朝臣对刘太后这两项行径颇有不满,但却迫于太后权势,不敢直言。于是,太后与皇帝、朝臣之间的矛盾便渐渐积蓄起来。

刘太后像,刘氏为宋真宗赵恒的皇后,宋仁宗时临朝称制11年,在她与宋仁宗的权力之争中,范仲淹经常与太后对抗,冒险进言,以维护宋朝政治制度的稳定,避免唐代的宫闱之祸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皇帝在刘太后生辰之日,率文武百官在会庆殿向刘太后贺寿,之后与太后同御天安殿受朝。范仲淹认为此举不合礼法,于是上疏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天子在内廷之中,以家人之礼孝顺母亲,合乎人伦之道;但若是在百官面前依旧如此,那就是“亏君体,损主威”,是有害于国家的。此言一出,不少臣僚都为之震恐。虽然宋代有保护谏臣,使士大夫不至于“因言获罪”的传统,但俗话讲“疏不间亲”,自古人臣议论宫闱,干预君主家事,都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获罪,更何况这位刘太后对于权力欲求与掌控能力远远超过北宋前期的任何宫廷女性。在所有的朝臣中,最为范仲淹的命运担忧的,是曾经举荐、提拔范仲淹的宰相晏殊,他担心范仲淹的莽撞行为,会招致刘太后的报复,也担心这一切会牵连到自己。面对晏殊的“规劝”,范仲淹给出了十分坚定的回答。他对晏殊说:“正是因为有您的推荐,我才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忠诚正直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您的知遇之恩。可没想到,到头来会因为这一点被您的指责。”事后,范仲淹大概觉得自己之前的言语有些赌气,于是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信来表明心迹。他说,自己这样做不是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认真思考过其中的利害,经过慎重的权衡做出的选择。晏殊接到书信之后,最终也认同了范仲淹的看法。

群臣所担心的太后的愤怒最终还是来了,只不过,情形并没大家想象的那般凶险。恼羞成怒的太后把范仲淹的奏章拿到朝堂上让大家讨论,但在宋代“祖宗家法”的护佑下,太后终究没有定成范仲淹的罪。范仲淹最终只受到了“出为河中府通判”这一外放的处罚。

不过,范仲淹与太后之间的纠葛到这里还没有终结。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她死前留下的一份遗诰,给皇帝出了新的难题。这份遗诰中,刘太后希望仁宗皇帝尊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并让杨氏继续辅佐朝政。这位杨氏,在真宗朝不甚得宠。她对刘太后恭顺有加,因而深得刘太后信任。仁宗幼年时,曾经被交由杨氏来抚养。可以说杨氏对于仁宗皇帝有着抚育之恩。这道遗诰一旦被仁宗皇帝采纳,那么太后干政的局面就会继续维持下去。于是,刚刚回到京城的范仲淹又一次冒险进言。这一次,他对皇帝说:“太后,母号也,未闻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这一进言终于使得刘太后的遗诰成为一纸空文,而仁宗朝政治也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母后干政”的局面,走上正轨。

范仲淹与太后的交锋最终以一种颇为温暖的方式结尾。刘太后死后不久,仁宗皇帝很快得知自己生母乃李宸妃这一事实。面对年轻而充满愤恨的皇帝,许多昔日受到刘太后压制的朝臣开始报复性地向皇帝诉说太后的“罪状”。范仲淹却说:“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从始至终,范仲淹对抗刘太后的目的,都在于维护宋朝政治制度的稳定,避免唐代的宫闱之祸,而非出自个人恩怨。他在刘太后权势正盛时挺身而出,不计生死;在太后身故之后不惜违逆圣意,加以维护;其刚正公允,堪为言官典范。

《道服赞》,宋,范仲淹,小楷,纸本,手卷,纵34.8厘米,横47.9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帖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称友人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其时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穿着道服,成一时风气


边境名将:“小范老子”的谋略


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风气之下,名臣多以“文词进”,但驰骋沙场、阵前建功依然是许多士大夫的梦想。不只是南宋时遭逢国家危乱的陆游、辛弃疾,即便是生活在承平岁月的苏轼,亦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掌管西北军务三年时间,参与领导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可以说幸运地得到了施展其边防军事构想的舞台。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承西夏国主之位。此人野心勃勃,即位之初便着手创立党项族文字,改革党项族政治制度,还派人考察宋朝西北的山川地理,为战争做准备。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经过6年的准备,元昊宣布称帝,与宋朝分庭抗礼,并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对延州发动军事进攻。此时主持西北军务的范雍缺乏相应准备,很快,宋军在三川口之战遭遇惨败。西夏军队采用围城打援的方式,重创由刘平、石元孙等人率领的援军。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事,宋廷紧急调整了西北的边防将帅部署,任命夏竦为陕西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驻扎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担任西北前线的主帅;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驻扎泾源路(治所在今甘肃平凉一带),范仲淹驻扎鄜延路(治所在今陕西延安一带)。这一设计意图是希望三人掎角之势,关键时刻可以相互驰援。不过,三人在防守战略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先来看看范仲淹对西北战略的认识。首先,范仲淹根据全面的考察,认为宋代在边疆防御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弱点:其一,粮食不足,且一旦长期作战,巨大的兵粮消耗会给百姓带来巨大负担;其二,兵力分散,调动不灵活;第三,前期的战争失利导致军心涣散。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了“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的战略构思。具体说来,就是以巩固防御为主,小规模进攻为辅的策略。“严边城”“实关内”,便是要尽快加固前线的防御工事,同时发展营田,充实军粮。必要时可以各方面守军配合,采取“车轮战”的方法,对敌军进行小规模袭扰。他反对主动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而韩琦与其想法相反,认为应该尽快出击,用一场胜利来洗刷此前的耻辱。夏竦则在二人的意见之间摇摆不定。

于是他们均向朝廷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而朝廷的主张同样暧昧不明,“可以应机从便,即不拘早晚出师”。这直接为不久后好水川之战中宋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一战役的失利,归根结底,是因为韩琦认为时机已到,盲目出兵,而范仲淹作为友军,不得已间仓促应战造成的。此役,环庆副都署任福率领的五万军队,在好水川陷入敌军包围。最终,主帅战死,全军覆没,酿成宋夏战争中宋军最大的惨败。此役之后,范仲淹虽被牵连贬职,但其积极防御的战略却得到了认可。他还亲自提拔任用了狄青、种世衡等一批优秀的将领,在延州防线修筑青涧城等城寨,部署指挥一些小型的防御战,取得了良好的战果。这些为日后的宋夏和议积累了谈判的资本。范仲淹的战略使西夏人都对宋军防务刮目相看,纷纷传说“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宋代士大夫的优秀范本


如果说布衣名士、州县能吏、边境名将的种种特质,构成了范仲淹文臣领袖形象的不同侧面。那么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无疑是广为人知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这些可以认为是范仲淹一生政治思想的汇总,其中的很多主张在他初任地方官之时便已见雏形。仁宗认真采纳了其中大部分意见,拉开新政序幕。但是,因为新法中的吏治改革内容,严重触及部分官员的利益,引来了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新政维持的时间极为短暂,到庆历四年春天,就有朝议指斥范仲淹及支持其新政的大臣有“朋党”之嫌。此后的两年间,随着支持新政的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等(也包括范仲淹本人)先后遭贬离京,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就在此时写成。文章开篇“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滕宗谅)便是庆历新政失败受牵连者之一。

滕子京与范仲淹雕像,位于湖南岳阳楼风景区双公祠内,滕子京是庆历新政失败受牵连者之一,被贬至岳州一年内,就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并重修岳阳楼


在这篇文章里,范仲淹借洞庭风光书写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政治情怀,是写给滕子京,也是写给自己。如果没有新政,范仲淹也许可以在执政大臣的位置上走得更远,可以不用在晚年遭到“朋党”的陷诟,饱受贬谪颠沛之苦。但如果时光倒转,范仲淹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天下只要一天尚有忧患,国家一天弊政尚存,身为大臣便不能选择独善其身。

河南邓州花洲书院里的范仲淹铜像和《岳阳楼记》照壁。

花洲书院始建于宋代庆历年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期间创建了书院内讲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创建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花洲书院因百花洲而得名,《岳阳楼记》正是他在河南邓州担任知州时所写


范仲淹在青年时代曾将自己比成“灵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的声音,从来都是为天下而鸣;贬谪、毁谤,乃至当权者的威胁,都不能摧折其理想。范仲淹的一生,活出了士大夫最为宝贵的风骨。

《岳阳楼图》扇页,元,夏永,绢本墨笔,纵25.2厘米,横25.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画家采用虚实相对的对角线构图,高三层的岳阳楼被安排在画幅的左侧,而于右侧留下一片空白,右上以蝇头小楷题写《岳阳楼记》全文,题字同样“小如蚁目”“细若标针”,与其细密的画风相和谐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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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评论

意气书生

范文正公的故事我听过许多遍了,每次读来都荡气回肠

2021-01-27 13: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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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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