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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子到斗士:告别荷塘月色,走出清华园的朱自清

“他是一个斗士。但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这是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评价,在后世眼中这又恰似最妥帖的自评,娓娓道出了朱自清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多重身份与繁复意义。

1930年,在清华大学时的朱自清

 

在世人记忆中,朱自清是那个于晶莹的泪光中凝望父亲蹒跚背影的热血青年,是泛舟于秦淮河上吟风弄月的风雅之士,是那个徘徊于工字厅荷塘月色之下不忍离去的浪漫诗人,是抗战中带领学生共度时艰、笔耕不辍的大学教授。然而我们对他最后的印象却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说的“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民族斗士。

在朋友记忆中,朱自清是一个“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他“性格中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即调和那点‘外润而内贞’形成的趣味和爱好”,似乎“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辞,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他是一个“至情人,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谦恭里”。

自1925年8月进入清华园,到1937年9月被迫离开,朱自清在清华度过了12年的书斋生活,从青年到中年,他都是我们熟悉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然而1946年10月当他重返清华的时候,这位一向“平和中正”的君子似乎变成了一位狂狷之士,他不仅仅是感时忧国,而且变身为勇猛的斗士,似乎如同一座爆发的火山,“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朱自清到底是如何从一位谦谦君子变为民主斗士的?从表面上看,诗性与革命似乎是毫无交集的二者,但有学者指出“革命的能量既源于电光石火的政治行动,也来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成功蕴含着远比书本上的历史更为深远丰富的内涵,更不仅仅表现于政治标语或革命口号,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情感滋养才最终打动了至情至性的诗人,使他由中立走向革命,从君子变为斗士。朱自清代表的是彼时中国广大的知识阶层,他政治立场的转变虽是受到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影响,却也源自内心挣扎之后思想的觉悟。在那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朱自清的“左转”固然不如闻一多以身殉道来得惨烈悲壮、惊天动地,但有时“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某种意义上,正是从这种不够典型,不大具有英雄特性的常人身上,我们则更能看出中国星星点点的革命之火是如何燎原的,以及社会各阶层是如何通过隐而不彰的内在脉络被逐步吸引到革命队伍中的。

1936年冬西安事变,朱自清38岁。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学良兵变,扣押蒋介石,尚无详报,此诚大不幸也”;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他又记到:“午后开教授会。通电中央请讨张学良,另拟宣言,七人起草委员会以余为首。”12月20日,当友人陈明竹来访谈及国家形势时,朱坦言自己“站政府一边”,并在日记中说陈“很左”。

1946年夏闻一多当街被刺,朱自清48岁。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闻一多遇刺的情形,悲愤交集:“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7月20日作《闻一多和中国文学》,21日参加联大的闻一多追悼会。8月4日于午餐会上“作了悼念一多的简短演说。当场群起为一多家属捐款,立即得十七万元”。

如果说10年前的朱自清是一位与政府站同一立场,埋首书斋的学者,10年后当好友闻一多被刺身亡之后,他愈发清醒地认识到了酷烈的社会现实。除了悼念亡友,安抚家属之外,他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上都逐步左倾,渐渐表现出一副斗士的面容来。

朱自清(穿西装者)与父亲朱鸿钧等人合影。1917年冬,朱自清祖母病逝,他从北京到徐州跟随父亲朱鸿钧返扬州奔丧,借钱办完丧事,朱自清返校,朱鸿钧去南京谋职,于是父子同行,至浦口车站分手,出现“在晶莹的泪光中”的父亲的背影,使他不能忘怀


怜子如何不丈夫,斗士亦是真君子


自青年时代起,朱自清一直是一位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君子。对于懦弱的妇孺们,他怀有体谅之心;对于人间的不平事,他掬一把同情之泪;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报之以强烈的愤慨与谴责。

“五四”时代的朱自清是一位热血青年,他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光明》《新年》《路灯》等诗歌。1920年他走出了北大校园,几年内慢慢背上了家庭的负累,又看到疗救社会痼疾的希望日渐落空,但他仍每日读书、访友,尽量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像现在的青年一样,朱自清也偶会抱怨。他在1924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全无inspiration,可叹!我真要回归凡庸了!”课余他还读侦探小说《福尔摩斯》,读《科学与哲学》,读《最近物理学概观》,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他在吴江冷家中吃了一道美味的杏仁豆腐要记进日记里,坐船见到一位美妇人也要写进日记里,整个人洋溢着纯真与憨气。

朱自清身上有着君子的诚挚与耿介。在白马湖时代,他与丰子恺彼此欣赏。丰子恺善画,朱自清便鼓励丰子恺像他所喜爱的竹久梦二一样出版漫画集;之后又将丰的第一幅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帮忙发表在《我们的七月》上。也正是源于相投的性情,丰子恺为朱自清的散文集《踪迹》画了封面。在1924年8月14日的朱自清日记中记到:“丰寄《忆》画及《踪迹》封面来,均极优美,余三复之。他信亦写得甚真。”与丰子恺的恬淡交往不同,朱自清和俞平伯不但互相欣赏,且在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艺术创作,乃至人生哲学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他们少年相识,还曾一起泛舟秦淮,同时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创作散文,一起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但即便面对这样的挚友,朱自清仍然有他耿介的一面,并不因情感而偏废。在1924年9月17日的日记中朱对俞平伯发表的《义战》一文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他不客气地说:“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

正是从这时起,朱自清开始徘徊在进退之间,想奋发做事,又觉得当下的环境能够做的实在有限。他既认为“‘到民间去’,‘到青年中间去’”,“现在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的!”同时,在感到畏难与不易实现之后,他又想到另一条路:“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他的想法是这样一来即便不能对社会有什么助益,但“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的!”

1921年12月31日,朱自清(右)和叶圣陶在杭州留影,朱自清1920年修完课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后,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授国文、哲学,叶圣陶是他做中学教员时代的挚友


当年的热血青年信奉起具有一定消极性的“刹那主义”,变为了清华园里的中年学者。他虽然“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根植于心的还是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这种良好的“共情”能力,加上诗人天生的易感,使得朱自清创作了许多富有情味儿的作品。他同情发妻武钟谦在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委屈,创作了小说《笑的历史》,讲述一个爱笑的姑娘如何在封建压力下失去笑容,甚至厌恶笑容;在温州时他看到与自己的儿女同样可爱的5岁女孩儿被人以7毛钱的贱价卖给伙计,愤怒地写下了《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对女孩儿的命运表示担忧和同情,控诉社会的不公;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他是亲历者,创作了纪实性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表达强烈的愤慨,他愤怒地质问:“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然而感同身受终究也只是一种代入性的想象,在象牙塔内的学者很难体会真正的民间疾苦,经历了大屠杀的诗人也只能感叹一句“我真不中用”!

在清华园的12年,朱自清更多的是一位埋首书斋的学者,是兢兢业业的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他授课、读书、写文章,默默地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当学生遇到危险时,他又是救人于危难的君子。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为了保护学生,朱自清与学生随行。在军警搜查宿舍想要逮捕学生时,朱自清在家里藏匿了6名清华学生。在那个乱世中,他积极地做事,又消极地避世。

真正改变了朱自清的是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


贫病交加,备尝人间疾苦


抗战前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大多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纵然不能与军阀商贾相比,但丰厚的薪水和稳定的物价能够提供一种有保障的生活,而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又能够满足学者们雇佣佣人打理家务的需求。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每月10元左右即可维持温饱,而教授们的收入大多达到或超过了每月300元,这还不包括演讲、写稿等额外收入。按照林徽因在小说《窘》当中的描写,教授少朗家的院子中有着“金鱼缸,莲花,石榴”,“还有隔墙的枣树,海棠”,“夏天里,你走进一个搭着天棚的一个清凉大院子,静雅的三间又大又宽的北屋,屋里满是琳琅的书籍,几件难得的古董,再加上两三盆珍惜的好花,你就不能不艳羡那主人的清福!”

这样的教授生活属于非虚构。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戛然而止了。

事实上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教授的贫困化已是普遍现象,而生活条件的恶劣加上缺少现代的医疗条件,许多学者陷入了贫病交加的窘境,朱自清便是其中的一个。随校西迁的颠沛流离、缺衣少食的生活条件使得朱自清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患有胃疾本该悉心调理,然而现实中却是与家人分离,乏人照料不说,饮食的营养也完全得不到保障。整日里除了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忧心如何负担家人在内地的开销。

抗战初期联大教授的工资到手都是打了七折的,工资降了,云南的物价却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在这种状况之下教授的生活日益贫困,不但荤菜成了奢望,即便是粗茶淡饭也已经难以保障。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不得不出售糕点补贴家用,有能耐的教授都课余从事各种兼职。闻一多业余治印补贴家用,吴宓兼职翻译,理工科下工厂做工,更多的则是业余在其他院校兼课,或者一件件变卖身边值钱的物件。朱自清卖掉了身边的东西之后又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藏书,最后甚至连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留声机也不得不忍痛出售。在联大学生的眼里这些教授破衣烂服却极具乐观精神,仍然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但教授心中的压力与苦楚学生又能了解几分?大多数教授因为要养家糊口的缘故,并不能如学生般轻松自在,而对抗战形势的担忧,以及远方家人的思念往往又会加深他们内心的焦虑。郑天挺的太太去世,子女也不在身边,而他仍要肩负起联大总务长的职责。朱自清的年仅22岁的二女儿于1944年突发急病病逝于扬州,而父亲也在抗战胜利前夕于扬州逝世,他连失两位至亲却无法回乡奔丧,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在学生眼里,潘光旦的鹿皮马甲,冯友兰的黄布包袱,以及朱自清的云南氆氇已经成为联大三绝。在学生汪曾祺眼里朱自清披在身上的一口钟,“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充满了魔幻的色彩。而在同事沈从文的眼里睡在硬板床上裹着粗毛毡的朱自清看起来简直凄惨,让看的人也感觉心中悲戚。而朱自清1945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茶馆遇到王克勤的情形,说他“褴褛如乞丐,但气色很好!”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苦中作乐,与友人一起郊游时留影。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济侗扶周如枚


朱自清日记的最后几年中所记载的生活不是体重又降了,便是胃疾发作时的各种痛苦行状,这种贫病交加的状况竟成为他晚年的人生常态。“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昔日曾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教授们已然挣扎在温饱线与贫困线上,成为令人同情的群体了。

如果说战争本身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大家尚可接受,那么由囤积居奇、贪污腐败导致的通货膨胀则让人愤怒又无奈。与教授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是官场、商场和战场的多重腐败。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痛之后,在彻底失望之后,当“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教授们看到了另一条道路,一条为人民、为大众的道路。


故友新朋,革命势在必行


朱自清人生最末阶段的政治转向固然直接来源于社会与时代的影响,他走出清华园,亲眼看见了人间惨状,知道中国病入膏肓的顽疾需要革命这味猛药,贫病交集的学者难以再相信政府的任何承诺。然而以朱自清温柔敦厚的性情,让他转变并非一件易事。在这当中朱自清身边朋友圈的变化或可称为是他思想转变的助燃剂。

在做中学教员的时代他身边的挚友是叶圣陶、俞平伯,往还的是夏丏尊、丰子恺;在清华园时代他来往的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京派过从甚密;而到西南联大时期除了以往的旧友如冯友兰、陈梦家、陈岱孙等人,他身边影响较大的则有闻一多与吴晗。这里并非要将朱自清的朋友圈分出个优劣高下,只是执不同信念的朋友必将对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人对道路的选择。

1937年之后,过去性情相投的朋友许多都因战争而分离,而朱自清身边的吴晗则是对他晚年的转向具有直接影响的朋友。他们相识于战前,但在抗战后来往更密。吴晗对于朱自清这样的教授应当是富有统战任务的。但凡有宣言或运动需要签字支持,吴晗总是希望争取朱自清的肯定与支持。虽然了解吴晗的身份,也同情支持他的观点,朱自清在签字问题上仍不失自己的主见与持守。例如当吴晗要求他签字支持绕开教授会响应罢工要求时,朱自清出于维护教学秩序和处理规则的考虑拒绝了。日记记载,有时候他觉得拒绝之后吴晗似乎没那么热情了,但他不以为意,下一回仍主动去找吴晗聊天。

闻一多是清华出身,在回到清华任教之后与朱自清相识。联大时期的他被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意思是闻教授整日埋首书斋,不参加集体活动,甚至连房门也不出。尽管没有过多的私人往来,但闻一多认真的治学态度,高超的学术水平,特别是他成功的学术转向还是赢得了朱自清的欣赏与赞叹。闻一多的死给朱自清以沉重打击,他不畏威胁险阻,撰写纪念闻一多的文章,参加悼念活动,积极帮助闻一多的家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在为《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出版呕心沥血,然而遗憾的是1948年8月底出版时朱自清已于月中病逝了。

1947年7月20日,清华大学礼堂,“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会”后,部分教师在礼堂前合影。左起:潘光旦夫人赵瑞云、闻一多先生女儿闻铭、闻一多夫人高真、吴晗(历史系教授)、张奚若(政治学系主任)、潘光旦(社会系主任)、朱自清(中文系主任)、许维遹(中文系教授)、余冠英(中文系教授)


也许在情感上或性情上朱自清与俞平伯之类的朋友更为契合,他们是艺术气质更为相近的一族。但是单就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而言,或许闻一多和吴晗才是对朱自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如果没有抗战,或者他们的相遇更早一点,朱自清可能不会愿意接受闻、吴的观点,但恰恰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走出清华园的朱自清最终会在朋友们的影响下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1948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写的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日记。同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运动


学术转向,期待雅俗共赏


朱自清政治上的转向或可通过具体的事件或分明的态度来证实,但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却不仅仅体现在具象之中。在政治上的转变也同样折射到了朱自清的学术之中。这里面变化最明显的是朱自清对诗的态度。

作为一个诗人,他曾经创作过极具美感与意义的诗歌。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在中西之间寻找适合于中国诗歌传统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契合点。在《诗言志辨》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把中国还给中国”,肯定“文以载道”的合理性。那时候的朱自清显然是偏于雅致的,是极为注重诗歌的审美性的。在《歌谣与诗》一文中他虽然肯定了歌谣的通俗性与必要性,但却对其文学价值,或者说是审美意义持怀疑态度。

抗战时期朗诵诗风行一时,这种文学性并不比歌谣更强的诗歌却得到了朱自清的重视与肯定。他接连写了《论朗诵诗》《美国的朗诵诗》《诗与话》等多篇作品肯定朗诵诗的价值。他坦陈自己“过去也怀疑朗诵诗,觉得看来不是诗”,然而“后来渐渐觉得,似乎适于朗诵的诗或专供朗诵的诗,大多数是在朗诵里才能见出完整来的”。他认为“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朗诵诗直接与现实生活接触,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而宣传与战斗,正是行动与工作。”朱自清敏锐地捕捉到了朗诵诗的性质,并且看到与阅读的诗歌具有的一叹三叠相比,“朗诵诗的听众没有那份耐心,也没有那样功夫,他们要求沉着痛快”。

朱自清充分认识到了时代的需求,以及如何调整自我去适应这种需求。他在学术观点上接受了朗诵诗,这种不那么“美”的诗歌,意识到了群众动员的重要性。而在《论雅俗共赏》中朱自清明确提出“通俗性”将走向“大众化”,雅俗共赏中的“俗”不应仅仅是小市民,同时也应是农工大众。

至此,朱自清的转向才算完成。他“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朱自清日记的最后几年中所记载的生活不是体重又降了,便是胃疾发作时的各种痛苦行状,这种贫病交加的状况竟成为他晚年的人生常态。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北平,图为8月26日,北平,朱自清先生追悼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主祭(黑马褂者)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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