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物 > 文艺名家

司马迁:史界之太祖 文章旷代雄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曾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但他忍受着屈辱,凭借坚忍的意志发奋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班固根据这些材料,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传,记述了这位伟大人物撰著历史的经过、思想和精神。


清末名臣左宗棠早年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一副对联里面包含了三位古人,又用得极为贴切,不能不说是工巧之作。这三位古人中,“南阳一卧龙”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蜀汉名相诸葛亮,左宗棠自号“今亮(当代诸葛亮)”,故在对联中也以“卧龙”自诩。至于“西汉两司马”,则是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

有人可能要问了:我们都知道司马相如是作赋的名家,可左宗棠为什么也把史学家司马迁和“文章”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在古人看来,司马迁也是一位大文豪。唐代文学家韩愈就曾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雄深雅健”,认为他是西汉最出色的四位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一。柳宗元也推许司马迁“峻洁”,就是文笔刚劲凝练,没有浮华笔墨。那么,像司马迁这样一位大史学家、大文学家,是怎样成长起来,又是怎样获得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的呢?


一、“被遗忘”的司马迁


司马迁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关于其生平行事,我们除了他著《史记》、为李陵辩诬之外,知道的很有限。幸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一篇《太史公自序》,简略记述了他家族先辈的姓名,以及其父司马谈和自己两代修史的经历。但是,这篇《自序》对司马迁的其他经历记述得都很简单,以至于后人对司马迁的生活、仕途和交际了解得很少。从这一点上说,司马迁被历史遗忘了。

从自述看,司马迁是秦将司马错的后人,但家族到汉初已经衰微。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只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祖父司马喜虽然爵至五大夫,但没有官位。司马氏在朝廷任职,是从其父司马谈开始的。

司马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迁回忆,他不仅兼习道家、儒家,而且还精通天文星相之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任命司马谈担任负责天时、星历的太史令,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司马迁的生年,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根据他的自述推算,大概生于汉景帝末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周游国内的旅程。他向南一直走到浙东,折而沿江西上,直入湖南,攀登九疑山,再行至沅水、湘水流域,凭吊屈原、贾谊;回程时,他先是去了汶水、泗水流域,参观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留下的遗迹,之后折而南下,由楚入梁,再回到都城长安。在这次“壮游”中,司马迁不仅饱览山水风光,还到了很多名人生活过的地方,收集了大量民间传说,也验证了一些传闻的真实性。这一时期的经历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依据。

回到长安后,年轻的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此时,汉武帝想要联系大月氏、大夏等国,故任命司马迁前往西南地区,尝试开通道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行动无功而返。当司马迁回来复命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病重,不久就去世了。司马谈去世后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接任太史令。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履行职责——占卜、历算、观星之外,致力于著述一部上起五帝、下至当朝的通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但是,司马迁任职不到十年,就卷进了一场意外的灾难之中。

天汉二年(前99),汉将李陵率军出塞,与匈奴交战,因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在李陵而言,忍辱投降,本有徐图后举之意,但汉武帝听信李陵为匈奴练兵的传闻,下令处死李陵的家人。司马迁不顾冒犯武帝的危险,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被愤怒的武帝交付廷尉审理,判处了宫刑。据司马迁追述,此时他本有自杀以免受辱的想法,但因为著述未成,最终选择了忍辱以著书的道路。

平心而论,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学还是赏识的。虽然是他让司马迁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但司马迁受刑后,也是他将司马迁任命为中书令,做自己的“机要秘书”。然而,此后的司马迁虽然成了天子近臣,行动却不见于史籍,仿佛失踪了一样。直到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遭巫蛊之祸将被处死,司马迁才再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伴随而来的,是那篇名传千古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向朋友倾诉了因非罪而受重刑的痛苦:“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任安劝他向武帝推荐人才,司马迁在信中回答道:“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对此时的司马迁来说,名声、官职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唯一追求的,是早日完成《史记》。

司马迁的晚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我们知道他最终完成了《史记》,却不知道《史记》成书于何时,也不知道他去世的确切时间,更不知道他作为武帝的近臣发挥过什么作用。然而,这也许正符合司马迁的愿望:历史忘却了他,却永远记住了《史记》。


二、被铭记的《史记》


对《史记》的评价,最著名的当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前五个字说的是《史记》的史学地位,后五个字则是它的文学价值。评价简短、精准,实为绝妙之笔。

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呢?在《史记》之前,记录前人言行的文献只有“记言”“记事”两体。“记言”的代表是《尚书》,以记录古人言论为主,但对言论因何而发,起了什么作用,记录很不详尽;“记事”的代表是《春秋》,按年月记载事件,但用字俭省,前因后果尚且语焉不详,更不用说详细记述参与者的言行了。到战国中后期,逐渐出现将“言”与“事”联系起来的著作,如以诸侯国为分类标准,记载各国人物言论行事的《国语》《战国策》。这些著作比起原始的“记言”“记事”著作,内容更丰富,记载更详尽,但仍没有脱出“记言”“记事”的范畴。而且,这些著作中所记之言论、事迹都是独立片段,前后没有联系。读者想要寻找某人的生平行事,或某项制度的发展过程,只能自行抄撮整理。这无疑是很不方便的。

司马迁著《史记》,为史书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传体。他以“本纪”为纲,用“世家”“列传”记载重要人物的言行,以“表”分年月记录纷杂繁复的细事,“书”则是典章制度的汇集。这样一来,《史记》就形成了一个在“本纪”统领下的有机生命体,书中各部分互为补充,简者不觉其略,繁者不觉其赘,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阅读,而记载历史的功能也更为完善。于是,后世正史均采用纪传体这一写法,无怪乎梁启超会有“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的评价了。

不仅如此,司马迁先后做过太史令、中书令,能看到很多官方藏书和档案,他在编纂《史记》时广泛使用了这些材料。如汉初功臣的传记中关于军功的记载来自官藏档案“功簿”,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司马迁在青年时曾周游各地,因此对山川形势、历史遗迹都颇有认识,也采访过很多名人的后代。他听说秦攻魏时曾用水攻,就亲自考察大梁城,果然在城壁上见到水迹;他到淮阴侯韩信的故乡,见到韩信母亲的墓旁有广阔的空地,确知韩信为母预留“守冢万家”之地的传说并非虚言……到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将自己的见闻都写入了相应篇目,这就使《史记》的内容更为详实。尤其不易的是,司马迁不屈于当世权势,在为功臣、重臣立传时,并不避讳他们的问题。如韩安国在魏其侯窦婴被迫害时首鼠两端,公孙弘巧宦怀诈,霍去病不恤士卒……这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司马迁都一一据实直书。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西汉以来学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共同认识。谓之“史家之绝唱”,斯无愧已。

那么,《史记》又何以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呢?这主要是因为《史记》的文学价值同样出众。如我们熟知的“鸿门宴”一段,项羽、项伯、范增、张良、樊哙各有个性,呼之欲出。又如《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在朝廷政争中的巧妙周旋,《淮阴侯列传》写韩信被废为侯之后的怏怏不得志,《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石奋)小心谨慎的心态,也都栩栩如生。前人说:读《史记》的游侠传,就有轻生取义的豪情;读屈原传、贾谊传,就为他们悲伤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乃有遁世的想法;读李广传,几乎要起而搏斗;读石建传,又会变得谨慎小心。《史记》强大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他写屈原、贾谊坎坷不遇的遭际,在“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几句之下忽然插入自己的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颇觉悲凉。司马迁历经坎坷、负屈受刑,胸中自有不平之气,在《史记》中,他以很巧妙的分寸抒发了这种情感,与屈原的《离骚》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圣叹在评《屈原贾生列传》时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真可谓太史公的隔代知音。但是,司马迁和屈原一样,没有让失意和哀伤控制自己,而是将情感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情感的推动力是很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在史学史上,它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史学走向成熟、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文学史上,它与汉赋相颉颃,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写人记事之法,又加以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笔法,为后世所宗仰。今天,我们在史学、文学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史记》取得的辉煌成就仍为我们所铭记。


三、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司马迁的身后非常寂寞。他的生平行事大多佚失,全赖《史记·太史公自序》才保存下来一些痕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司马迁又是活在后人记忆中的。《史记》成书以后,虽曾短暂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到西汉后期已经为世人所知,并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到了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在古代尊崇六经的背景下,这是学者能作出的最高评价了。

郑樵把《史记》与六经相比类,很多学者认为他有过誉之嫌。然而,我们如果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觉得郑樵的评价并不过分。《说文解字》解释“史”字说:“史,记事者也。”在殷商和西周,都有以“史”为名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星相、文书策命的官员,记录朝廷政命、君臣言行——所谓的“记言”“记事”,也是他们的职责,但并非主要任务。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史”为名的官员与其说是史官,不如说是卜筮、星历、典章制度的专家和国家藏书的管理员。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更没有“史学”“史籍”的概念。司马迁著《史记》,在他看来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换句话说,就是接续孔子整理上古文献、著为六经(这是古人的观点)的工作,整理编纂古代文献,并以个人观点决定异说的去取。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史学走向成熟,并最终与经学中的《春秋》家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梁启超一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二曰太史公为“史界之造物主”,都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司马迁的另一个特点,是卓越的“会通”精神。他成长于“百家”被儒家压倒之前,因此头脑中没有独尊儒术的思想,虽然尊崇孔子和“六经”,却不排斥百家杂说。有这种思想为先导,《史记》自然会具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会通”色彩,以及“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气魄。而司马迁广博的学术背景,以及能够接触国家藏书的优越条件,在“会通”精神的指导下正好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可以看到,《史记》中记录了各个学派的观点,也记载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有帝王将相,也有学者大儒,有商人游侠,也有卜者相师,众生世态,百家争鸣,萃于一书,这是后世二十几部正史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样一来,《史记》取得史学经典的地位,被历代学者所尊仰,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司马迁一生的成败得失,郭沫若有一首诗评价得最为全面,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来源:《月读》2016年10期


0/400 提交
请您登录后发表评论 登录 | 注册
图片( 0/ 9

全部评论

天下人物

走进他们的生命旅程,感受和领悟他们的独特魅力。

878粉丝

关注

期刊推荐

月读 2016年第10期

主办: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周期:月刊

阅读本刊
0/200
手机访问
返回顶部

出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  服务咨询:400-819-9993

京ICP证040431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新出网证(京)字271号 京公安备案11010802020460号

知网文化
扫码下载客户端

收藏作品,请先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