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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读书治学,文章传家

杨国安
天下人物

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其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重大影响,苏轼赞曰“文起八代之衰”。他满腹经纶,留下许多说理透彻、文风雄奇的名篇。韩愈在《符读书城南》和《示儿》中,系统阐述了自己诗书传家的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韩愈从其家族中秉受、继承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又加以发扬光大,不仅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后代,对当时和后世的士子也影响深远,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韩愈家风。

 

政治情怀与民生关怀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即是有胆识、有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勇于移风易俗的人物。大诗人李白曾写有《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加以颂扬。韩愈的长兄韩会也颇有政治才能,被称为“四夔”之一。其“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王铚《韩会传》)的政治品质对韩愈也影响很深。

韩愈所在的中唐时期,国家在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如藩镇割据,民生凋敝,思想混乱,佛老流行等。韩愈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直面当代的社会、政治,关注天灾人祸中的民生问题。他的《论淮西事宜状》《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都是这种情怀的体现。一般认为韩愈的诗歌在艺术上是借鉴了杜诗而加以发展的,其实杜、韩在这个方面也有继承性。对当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都有所表现。如他的《归彭城》《汴州乱》《华山女》《谢自然诗》《元和圣德诗》等,都对当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现实表现了深切的关怀。

 

敢于担当,刚直忠勇

韩愈的父兄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敢于作为、奋不顾身的精神。其父韩仲卿为武昌令,“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大诗人李白曾应当地乡绅之请,亲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加以赞颂。其叔父当涂令韩少卿“感慨重诺,死节于义”。其兄韩会自负王佐之才,积极参与当代政治,被称为“四夔”。其堂兄韩弇曾参与贞元三年的平凉之盟,死于国难。

韩愈亦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当代的社会政治,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四句概括了韩愈平生的出处大节。他忠直敢言,屡遭贬黜而不变初心。任监察御史时以上天旱人饥状贬阳山令,任刑部侍郎时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他亦出生入死,黾勉王事。淮西平叛时曾“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任兵部侍郎时宣抚镇州叛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读书治学,文章传家

韩氏一族亦颇重读书治学,将学术与文学融为一体,成为家族文化的突出特点。韩愈之父韩仲卿既精于吏治,亦长于文化,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谓其治理地方“白额且去,清琴高张”。其叔父云卿“文章冠世”(李白《去思颂碑》),“当肃宗、代宗时,文章冠天下,四方求父祖之志者尽归之”(王铚《韩会传》)。叔父韩绅卿“才名振耀,幼负美誉”(李白《去思颂碑》)。其兄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王铚的《韩会传》更详细地记载了韩会对于韩愈学术、文学的影响,当肃宗、代宗时,“李华、萧颖士有文章重名,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韩会的《文衡》鲜明地体现了文道一体的主张。故王铚评论韩愈说:“道为人师,行为世表者,渊源从来,非一二世而已。唐兴,诸儒世家皆本北朝,韩氏文字之祥,开迹钟庆久矣。”

韩愈幼孤,受其兄韩会影响最为直接。在传承文道并重的家族传统时,韩愈更强调了勤奋读书对于传道、作文的重要意义。他自幼家庭虽屡遭变故,而读书向学之志不为动摇。韩愈曾自称:“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髙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纎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勤奋苦读,是成就其学术与文学的重要前提。韩愈亦以此训导子侄和后学,他的《符读书城南》和《示儿》反复强调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对于韩愈这两首教子、训子的诗作,宋代的苏轼、陆九渊、陆唐老、朱熹等都有所颇批评,大致以为其“所示皆利禄事也”。宋代的黄震则认为:“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黄氏日钞》)金元之际的李冶也认为,在前代的家训中只有颜之推的《家训》和韩愈的这两首诗最为有效,“古今劝学者多矣,是二说者最得其要”(《〈敬斋古今黈〉卷五》)。李冶认为,宋代理学兴起以后,理学家们常以道德性命之说劝学,《大学》中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被朱熹标举出来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但这样的劝学方法只可用于天资高明者,而大多数人的资性平平,如果劝学不得其法,反而会适得其反。清代的赵翼也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瓯北诗话》卷三)从思想史发展的线索看,韩愈无法超越时代思想的局限;而就教育心理学来看,其教导子弟的方法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不仅如此,他在对弟子门生们的教导中也反复强调读书对于治学、写作的重要性。他的《答李翊书》论文章写作,也强调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进学解》也突出强调了经史典籍、诸子百家对于治学、为文的重要性。

 

奖引后学,栽培青年

韩氏一门的政治、学术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家族传统即在于重视师承,团结同道。其叔父韩云卿、其兄韩会都曾受到过前辈李华、萧颖士的欣赏和指导(王铚《韩会传》),韩会更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号称“四夔”,欲有为于当代。韩愈在此家族环境中成长,对于作育人材、成就事业更为重视。他慨然以师道自任,柳宗元说他“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即使在两次被贬的时候,还发现、培养了区弘和赵德,后者对他在潮州地区开展的文化启蒙支持很大。唐代笔记里有很多关于他奖引、提拔后进的佳话,如他对李贺(《幽闲鼓吹》)、贾岛(《隋唐嘉话》《唐诗纪事》)、牛僧孺(《唐摭言》卷六)等的指导和栽培。《唐摭言》等都称他为“一代龙门”,《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故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总结韩愈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贡献,重要之一点即在于“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孝友仁爱,诚朴醇厚

韩氏一族颇为敦厚和睦,极富于孝友仁爱的情怀。韩愈祖父韩睿素去世后,夫人钱氏即负起了教导子弟的重任,“弘圣善之规,成名四子”,李白认为她可以与古代文伯、孟轲之母相比(《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韩愈早孤,由其兄嫂鞠育成人,其嫂郑氏,不仅在世事艰难中艰难支撑,对于韩愈、韩老成亦悉心教导,寄以厚望,故韩会临终嘱咐韩愈:“尔幼养于嫂,丧服必期。”郑氏卒,韩愈即以超越常规的礼仪,服丧期年以为报。韩愈亦将这种家风发扬光大,他对自己的内外亲戚早逝者往往承担起抚养幼孤,嫁遣孤女的责任。《旧唐书》说他“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新唐书》说他“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他的《祭十二郎文》即是其骨肉亲情的自然流露,感染至深。他对朋友也是坦诚相待,重情重义。如他对卢仝、孟郊、张籍、柳宗元的情义就在其诗文作品中有真实、生动的表现。

 

(原标题:唐代文豪韩愈:诗书传家)

 

来源:《公民与法(综合版)》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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