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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入画,随意而活——汪曾祺的书画艺术

王悦阳
艺术家

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两笔勾出一个荷花的花骨朵,收笔之处随意一撇,顺势而下,就成了荷梗。花苞之上,圈圈点点,不到十根线条,一只蜻蜓现于纸上……寥寥十五笔,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画就完成了,有趣之处不仅在简洁的笔墨,还有落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也就是说,这十几笔线条是在短短几分钟里画成的。形虽简,趣却足,等水开,玩墨戏,真是率意随性得可以。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汪曾祺。也许,也只有这样有趣、率性、天真的老头,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而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让人会心一笑!

或许,对于汪曾祺的书画,并不能用专业程度、笔墨功底、造型能力等评判标准去要求,他的画,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这一点,颇为类似历史上苏东坡的“枯木竹石”,米芾的“珊瑚笔架”,在游戏笔墨之间,无法用形似来要求,所谓“画外功夫,草草不工”,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的趣味与格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既不可学,更学不了。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他的作品让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中。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书因人贵”一说,从这点来看,汪曾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文人”,他的一生悠游于小说、散文、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美食等多个领域,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而使得他的游戏笔墨,成了一种品味与趣味的象征。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满纸文气,与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青藤、白阳、石涛、金冬心、李复堂、齐白石,都是声气相通的。聪明如汪曾祺本人,面对种种溢美之词,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岭上多白云”,他说:

“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

2020年9月1日,“岭上多白云——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开幕


一生爱好是丹青

 

幼时起,汪曾祺就喜欢看别人画画。但在绘画方面,他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如他在《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记,有着庞大家产的其祖父汪铭甫在高邮虽以俭省出名,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则是一位充满生趣与诗意的人,喜欢摆弄各式乐器,画画刻印,自得其乐。

儿时的汪曾祺喜欢在父亲作画时,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据汪曾祺介绍,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他虽没有教过自己的儿子,但却经常在儿子面前作画,每当父亲走入画室,支上窗户开始动笔时,汪曾祺就高兴地站在一旁,认真观摩父亲作画的每一步骤——研磨、调色、铺纸、构思、凝想、定间架、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这些伴随绘画所发生的连贯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也加深了他对书画的喜爱。虽然没有教画,但正如传统儒家家庭教育那样,父亲要求汪曾祺好好练字。

《我有一好处》(局部)纸本 34cm×249cm 1991年 浙江美术馆藏


在习字与看画之余,汪曾祺不仅早已熟识父亲所收藏的那些石印和坷罗版印的画谱,还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钻进裱画店去,看看那里的书画匠人如何做工。与他喜爱的齐白石一样,儿时的汪曾祺深受民间艺人的影响与滋养,他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店现场作画,以及街上随处可见的民间美术工艺品,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言及书画,触目可及。他曾自述:“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就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的确,专业习画一直是汪曾祺一个未能实现的美好梦想。高中毕业时,他一度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而未果。直到四十多岁,他还想过要彻底改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当然这些想法最终也未能成行,但并未阻止他继续作画、写字的热情。

他有不少画家好朋友,也有不少拥有极高美学品位的师友:沈从文老师的书法造诣,对古代美术的独到见解与丰富收藏,都处处启发和影响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1948年,汪曾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他爱看画展,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故宫的字画等。据女儿汪朝回忆: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除了沈从文老师之外,还有好朋友黄裳,不仅是古籍收藏的大家,对于古代木刻版画,更是有着很深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永玉,早在两人青年时期,就惺惺相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黄永玉曾经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候汪曾祺在上海郊区一个学校教书,每逢周末他就去汪的宿舍,汪给沈从文老师的信中描写“黄永玉睡姿宛如婴儿”。还曾写文章赞扬:“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那时候,每逢休息日,黄裳、汪曾祺、黄永玉三人必在一起,看电影,吃饭、聊艺术、说古今、谈时事……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忘且珍贵的岁月。

尽管经历了“文革”之后,黄永玉与汪曾祺发生了一些误会,使得曾经的好友最终走向冷淡。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有意思的是,相交一辈子,汪曾祺并没有任何一幅黄永玉的作品,人家问起为什么不向好朋友要一幅,汪先生坦言:“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他的画现在值钱了,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的钱嘛?”黄永玉也曾回忆,晚年汪曾祺尽管也有几次主动来找自己见面,但不知为何,所谈之话总有隔阂,无法尽言,令人唏嘘不已……两人晚年某些无法言明的尴尬与无奈,也于此可见。汪曾祺去世后,黄永玉百感交集:“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在黄永玉心中,爱画懂画的汪曾祺分量很重很重,以至于自己无法下笔描述他们之间恩恩怨怨半辈子的深厚情谊。

喜欢汪曾祺的人都知道,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他觉得,画画比起文字,更抒情,更快乐。尤其是到了晚年,文思渐稀画思寄,更是离不开笔墨的宣泄与表达。正如汪曾祺在《七十抒怀》中写的:“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

他曾自谦:

“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

的确,汪曾祺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但画中却处处透着文人气息,笔墨极简,却趣味盎然。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更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带给了身边的朋友以及读者。


画外之言有真意


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

“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又说:“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

从汪曾祺的绘画内容来看,他更着重于花鸟草木等“世间小儿女”。他的作品大多比较简洁,往往刻画某个单一的静物,比如花、鸟、僧人,尤其是食物,正如张大千所说:“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汪曾祺画笔下最多的就是故乡的食物——白菜、藕、萝卜、苦瓜、笋、香菇、大葱还有虾、蟹、荸荠、茨菰等,画面之物生动可人,亦传递着心灵深处的那份释然与烟火之气,生活之情。

《蟹》 纸本设色 34cm×34cm 1986年


在绘画风格上,汪曾祺“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他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可能是觉得颇为得意,这幅画一直挂在自己家里。有一次,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汪曾祺懒懒答道:“骤雨初晴。”朋友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不禁使得汪曾祺颇为自得:“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汪曾祺的画作最追求笔墨之外的“画外之言”,所谓舍形取神,得鱼忘筌,即是此理。他曾说:

“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

他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此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同样是牡丹图,汪曾祺给作家张抗抗题的,则是:“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兰不喜肥》 纸本设色68cm×46cm 1997年 浙江美术馆藏


烹饪、书画、文学、戏曲、曲艺……构成了汪曾祺丰富的艺术人生。而在其中,绘画无疑是他毕生的爱好,并且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说到底,老头一辈子都不曾改变,他自始至终,一直是那个喜欢倚在父亲画案边耳濡目染,专心致志且兴奋不已的赤诚小子。

(原文有删减)


来源:《新民周刊》2020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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