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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李白人生的真实写照

胡健
诗教

知人论世,把握主旨


李白的《蜀道难》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之路,作者借助《蜀道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要搞清《蜀道难》的主题思想,首先要确认其写作年代。

《蜀道难》首见于《河岳英灵集》,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诗中有“西当太白有鸟道”一句,查李白行踪(《李白诗论丛》之《李白踪游图》),只有长安正当太白山之东,此诗作于居长安期间已毋庸置疑。李白自天宝元年到京至天宝三载离去,此诗究竟系于其间哪一年写作?

首先,李白自言:“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对酒忆贺监诗序》)其中未提及《蜀道难》。

其次,李白研究的最早资料《李公新墓碑》、《草堂集序》所载李、贺交往也未提到《蜀道难》。《李公新墓碑》是李白好友范纶之子范传正所作,范传正又亲得李白之子伯禽“手疏”;《草堂集序》乃李白族叔李阳冰所撰,李白尚还在世。范碑李序所载应为翔实。

其三,李白《别内赴征》诗说:“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知他是从东而来,并非“自西蜀入京”。

其四,李白二十五岁时所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李翰林集序》)。此次入京又是玄宗三诏乃至,可见并非“名未甚振”。《唐摭言》所记谬误多也。

关于李白之死,《唐摭言》说:“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而《草堂集序》说李白是因病而死。前者显然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因此,有人说《唐摭言》是“稗官野史”,不足为凭,是不无道理的。

考察李白其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我们认为:《蜀道难》应作于天宝三载,李白行将离京之时。要认识这点,就要了解李白的思想及其在长安的遭遇。

李白在政治上怀有“济苍生、安社稷”,“兼善天下”的伟大抱负,对当时一般士人趋之若鹜的科举入仕不屑一顾。而希冀像先秦策士那样一举而致卿相,到皇帝身边“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书》)。一言以蔽之,他要大有作为,功成隐退。

天宝元年,在吴筠的荐举下,玄宗诏李白进京。他以为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踌躇满志,溢于言表。初入京,“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李公新墓碑》)。皇帝的恩庞是何等的殊荣!李白积极参政,曾起草《答蕃书》,申述己见,也曾作诗讽谏,以表忠诚,如:《赠溧阳宋少府陟》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书情赠蔡舍人雄》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此时的李白跃跃欲试,何等快活!决不会发出“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悲叹。

然而,这时玄宗已逐渐由励精图治的明君变成荒淫昏聩的享乐天子。据《资治通鉴》载:天宝三载,他曾说:“朕不出长安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李林甫何许人也?《资治通鉴》说他“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请看《资治通鉴》所载:

天宝元年:上又尝问林甫以“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是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损之,谕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从之,林甫以其奏上云:“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上叹跎久之……

严挺之升官不成反遭贬谪。

天宝二年:上以右赞善大夫杨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时李林甫带专权,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辞,不敢受。

后,杨慎矜屈附了他,才得以升迁。

这些奸坏之事,都是荦荦大者,李白岂能不知?李白由一个傲岸不羁的布衣,一跃成为玄宗的文学侍从,名振京师,“尤忌文学之士”的李林甫岂能等闲视之?史书虽无明确记载李林甫如何加害李白的,但从李白诗中可见他对李林甫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古风》(五十三)中借历史人物抨击奸相“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这不正适合李林甫吗?

李白积极参政的姿态,清高自负的性格,必然遭到权贵的忌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自不必说,高力士的诬陷,杨贵妃的谗言,附马张坫自的诽谤,史书皆有记载。使他深感“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李白供奉翰林后期所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的心情和处境。这时的玄宗,用贤思想日渐淡漠,对他也日渐疏远。“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可见,李白既不会“金距豺里膏学斗鸡”来讨好玄宗,更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以求升迁。在这黑暗的现实里,李白的政治热情泯灭了,讨人的灵感却如火山喷发,他相继写下了《行路难》《蜀道难》《远别离》《古风》等“奇之又奇”的不朽诗篇。在《行路难》中,他以历史上曾怀才不遇的冯、韩信、贾谊自嘲,以功成不退酿成悲剧的伍员、屈原、李斯、陆机自戒,悲愤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决计退身远害,离开长安。这与他“功成身退”的初衷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如果说他在《行路难》里是借历史人物比喻自己人生道路的坎坷,而《蜀道难》则是借蜀道进一步抒发自己在坎坷世途艰难跋涉的感受,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心境下写出的姊妹篇。


托物寄兴,依文推意


上面我们探讨了《蜀道难》的写作年代、作者背景,下面从诗的内部看看李白是怎样托物寄兴的:“嘻吁噫!危乎高哉!”一开始即以惊愕、惶恐的感叹引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接着从历史的角度——蚕丛、鱼凫的开国,五丁开山的壮举——追溯了蜀道开辟之难;而后以青泥岭为中心,用极度的夸张描写了盘旋高峻的蜀道,并以行人的感受加以烘托。至此,再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继而,作者的神来之笔落到由秦入蜀最后的关隘——剑阁,先化用了张载《剑阁铭》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诗句描写关隘之险要,既而因之联想到蜀地“虎蛇”横行的历史状况作为衬托。第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后,以“侧身西望长咨嗟”的形象描写作结,与开首的感叹遥相呼应。

全诗感情充沛,脉络分明,对蜀道之难的一咏三叹中突出了一个“高”、一个“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扪参历井仰胁息”“畏途岩不可攀”“连峰去天不盈尺”……真是“危乎高哉”,怎不“使人听此凋朱颜”?这种危言耸听的夸张,寄托了他对政治上居高身危的感慨。李白由一个民间布衣变成宫廷侍从,虽在政治上并没什么权力,但确实攀上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宝塔最高层。他从历代统治集团藏弓烹狗、互相杀戳的历史联想到现实,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宝塔尖犹如火山顶,随时都有可能被颠覆!蜀道高危——居高身危,这就是李白西游长安的体会之一。

“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崖转石万壑雷”,“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险也如此”,怎不使人嗟叹惊诧?作者极力渲染剑门关之险要,实际暗喻朝中的显要官位已被奸相李林甫之流所把持,仕途无望。李白最恩宠于玄宗,但始终没有得到他所向往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实位。前述天宝初年严挺之、杨慎矜、裴宽的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后史实也证实了李白的预言。《鉴通》载,天宝六载,李林甫把持科考大权,使天下应试者无一及第,连杜甫、元结都落第而还,事后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不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妙注解吗?当然,诗是经过高度概括的,不能把“一夫”确指为李林甫,但参照其后作的《梁甫吟》中“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可见以路途比仕途、以关隘比求仕者必须疏通的高官要职是十分清楚的。“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意即把持朝政的大臣若非忠君直至之士,则必化为“磨牙吮血”的豺狼。这在《远别离》中表现得更为直露:“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些忧心忡忡的告诫,把诗人对唐王朝亦恨亦爱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仕途艰险,居高身危,诗人将何去何从?“行路难,归去来!”《蜀道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这一观点:

其一,“问君西游何时还”一句,实际是作者反省自问。由秦入蜀可谓“西游”,但从李白赴京前所作《别内赴任》诗句中“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可知,“西游”不正是指这次“西行”吗?

其二,“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实际是作者叹本不应当西游长安。

其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更清楚地点明本意。有人从谐音角度证实“锦城”不指成都而指长安,其实“锦城”是明指蜀都,实指长安。唐诗中以汉代唐的例子比比皆是,《红楼梦》明写金陵实指北京,不都是使用了这种障眼法吗?《蜀道难》的作者李白本意之所以如此扑朔迷离,令人费解,由此可见一斑。


天性使然,不宜拔高


李白一生自负才华,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和浪漫情怀的诗人。在那个历代读书人都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时代,他的理想和抱负比谁都大,但是,从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明皇调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这些浪漫之事来看,李白在政治方面显得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这样的一个人物,纵然激情满怀,纵然志比天高,又如何能够像有些论者指出的《蜀道难》表现的是李白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忧?

不错,公元755年,也就是李白离京之后,爆发了让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但这能不能证明李白早在写《蜀道难》时就具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我看未必,这从李白最终的结局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的确让诗人寝食难安,很想重新出山,干一番大事业。这时,正好永王以抗敌平叛为号召率师东下,并邀请李白出谋划策,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的李白,并没有看出永王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最终夺权的企图,欣然接受了邀请。最后随着永王的被灭,他也成了“叛党”,被判流放夜郎,后来遇赦,但生活贫困,不久就病逝于安徽当涂。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天才、政治上的弱视,你能说他在《蜀道难》中表现的只是对国家的忧虑,而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写照吗?

简而言之,《蜀道难》写于李白行将离京的天宝三年,它借助蜀道之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镜和显微镜揭露了唐王朝现实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写照。

 

来源:《作家》2012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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