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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

2020年11月18日,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彭士禄度过了95岁生日。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抱着一只维尼熊,笑得像孩子一样。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他的事业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他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11月8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彭士禄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他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最为深居简出的“扫地僧”,一辈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

1921年,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海丰县,办教育、办报纸,到农村开展革命运动。1922年7月,彭湃成立了海丰县第一个农会,他烧掉自家田契,将家产分配给农民,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那一年,彭士禄3岁,母亲和父亲先后被杀害,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搜寻彭湃后人,要斩草除根。

此后的日子里,彭士禄吃尽了苦头。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奉献祖国。

彭士禄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学成回国,他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苏联撤回援华专家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的必然选择。

1965年,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集中到了四川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僻山谷。我国第一个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就此诞生。

住“干打垒”的半地下室,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见过实物……这些困难阻挡不了人们报国的脚步。在完成第一代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初步设计的同时,物理热工、结构、应力、焊接、水力、化学、控制等15个实验室的设计也相继开展。

各研究所相继搬入,科研人员和家属登上闷罐车,许多人不知道去哪里,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这里,生活区离工作区数十里地,没有燃料,没有蔬菜,子女入学、入托无门,只能被锁在家中与小人书做伴……

当时,设备安装十分困难。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需十多辆汽车牵引,小心翼翼地翻越十几公里山路;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只能发动群众推、拉、顶、吊,将其“挪”进厂房。


实干永远出真理


生活的困难尚在其次,科研的困难才是百爪挠心。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当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就成了“家常便饭”。

各种争论太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为了验证几个月来手摇计算的结果,彭士禄与韩铎、周明生、焦增庚、毛玉姣等人多次往返原子能所零功率堆上做试验。为了在大气压等具体参数上取得准确数据,彭士禄和同事们通过国家工业技术大调查后,长期对参数和主方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工程下马,彭士禄还利用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学的条件,带领技术人员,忍饥挨饿坚持在北太平庄搞科研。大家硬是凭着坚信核潜艇上马的信念,“钻进去,迷上它”,克服重重困难,在理论设计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案的设计。

因为被封锁,一切靠摸索,争论时刻不停。围绕采用什么堆型形成的争论,尤其尖锐。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比较,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被一些人全盘否定,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据理力争:“中国亘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核潜艇是何物?只有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立即层层上报,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后,周总理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要建立陆上模式堆。

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彭士禄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技术,主张采用压水堆,而一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布置,并说彭士禄的这一套是“爬行主义”,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彭士禄认为:增殖堆理论上有,但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容易爆炸;一体化坏了一个小零件,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太复杂贻误战机。

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上级批准彭士禄的压水堆方案。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其建设的老专家郭天觉曾撰文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息”。他经常深夜与大家一起聊工作,问进展。

彭士禄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潜艇核动力、核电站。他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带到那里。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他的每一次拍板,都拍出了速度,拍出了性格。但是,“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

还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他主持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

1991年,随着中国导弹核潜艇事业的不断发展,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

“我声明,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虽然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基层传说很多,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曾无数次对同事们说。

 

来源:《风流一代》202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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