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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官员面对贬谪,心态为何那么好?

韩熙载夜宴图,南唐,顾闳中


公元七世纪初到十三世纪末的唐宋时期,科举成为选士主要方式,官吏来源更广泛,素质也相对更高。唐宋官员在出仕、履职、致仕等活动中显示出更强的活力。即便面对仕途低潮期,这个精英群体也能不改从政初心,从容应对,形成了独特的、总体昂扬向上的为官文化。

 

瞩目生活情趣,

丰富锐意进取的人生

唐宋官员仕途低潮期的出现,多数时候和贬谪相关,这往往发生在激烈斗争或大刀阔斧改革之际。贬谪像在官员的快节奏人生突然按下“暂停键”或“回车键”。因此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人生着力点,是唐宋贬谪官员面临的首要问题。闲适生活的情趣,相对于遭贬前锐意进取的人生,也是客观上的丰富与调节。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七月,宰相武元衡被刺,左赞善大夫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缉捕刺客,执政嫌其越职言事,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信,以排遣长夜,“有念则书,言无铨次”,“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与元九书》)。他在庐山遗爱寺建草堂,以便欣赏香炉峰、学习炼丹,和附近名僧结成方外之交,一起探险揽胜,流连忘返。醉情山水并非江州生活的全部,他也有触景生情、抒发迁谪况味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十三年(818)冬,白居易量移(酌情调迁)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忠州贫瘠,他便与童仆造景自赏,“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东坡种花二首》)。做乐在其中的东坡太守:“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步东坡》)

十四年(819)冬,白居易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后来他任知制诰进入政治中心,还是时常想起东坡的花树:“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

境遇相似者的心意是相通的。两百余年之后,苏轼身陷“乌台诗案”,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朋友马正卿帮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请了城东废弃营地数十亩:“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苏轼《东坡八首》诗序)苏轼特意添置了一头牛,耕作其中,以补贴家用。他也称这片地为“东坡”,并筑室于侧,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体验着黄州每一个散发着烟火气的细节,如白居易一样把逆境演绎出诗意,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诗帖》等都作于此时。煮鱼、烹茶、炖肉、酿酒、做羹汤,他都就地取材,亲自尝试。他酿酒,结果蜜酒“不甚佳”,蜜水变质,“饮者辄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他把不讨人喜欢的猪肉做成了美食,在平淡的谪居生活中创造出闲适美好。虽然仕途历经三贬,但他却将此调侃为平生功业的高峰。

 

拓展心理与创作空间,

化贬谪为生存延展的契机

处在仕途低潮期,贬谪令官员生存与活动空间趋于缩小,行政影响力衰微。处于这种境地,唐宋官员却很少一蹶不振、怨天尤人。面对来自行政空间的压制,他们一般会自觉开启作为文化精英的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开疆拓土,延展其心理生存空间,化解来自贬谪的压力。

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时任尚书吏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革新失败,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宪宗元和五年(810)冬他写信给岳父杨凭,说到生活质量之差:“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他反思既往,积极寻找人生新的突破点,写作重心由程式化的公文,转向文章之道的探究:“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永州十年,他实现了文章创作的突破,“永州八记”成为山水游记文学的标志作品,“三戒”成为寓言文学的楷模,“九赋”“十骚”成为楚地文学的经典。面对仕途空间的收窄,柳宗元开创出了新的文学天地。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柳宗元则移官为柳州刺史,他文章之法大成,追随者众:“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旧唐书·柳宗元传》)贬谪使柳宗元远离政治中心,他自己活成了学术中心,成为贬地的文化坐标。

唐朝官员开拓文章写作空间,趋于内敛;宋朝官员则在文学创作同时,开拓外化内心空间为不朽山水的一部分。宋仁宗朝,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子京)被御史弹劾在泾州(今甘肃平凉泾川)知州任上抵御西夏时滥用公款。庆历四年(1044)二月滕宗谅徙知岳州(今湖南岳阳),第二年他重修当地岳阳楼。有人祝贺落成,滕宗谅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周煇《清波杂志》卷四“逐客”)六年九月他让人画成《洞庭秋晚图》送给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范仲淹,请其作记。57岁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此时也处于贬谪状态,他欣赏滕宗谅才气,恐其惹祸,但滕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于是范仲淹在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规劝(范公偁《过庭录》“范文正规滕子京”)。后来,《岳阳楼记》和岳阳楼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不朽的内容。两位贬谪官员携手构筑了庙堂难以想象的“忧乐”精神境界。

范仲淹、滕子京的好友欧阳修也是如此。

仁宗庆历五年(1045),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疏为庆历新政被贬者鸣不平,八月降知制诰、知滁州,开始了自己第二次贬离京城的生涯。到任第二年,欧阳修在滁州西南琅琊山让泉之上筑亭,以自己的新号“醉翁”来命名。在“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的宾客之乐、“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太守之醉中,欧阳修构筑起自己醉翁世界,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在滁州南百步远的丰山,欧阳修又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名“丰乐”,构筑自己的官员世界,他说自己不忘“宣(皇)上恩德以与民共乐”(《丰乐亭记》)的知州本职。欧阳修比后来苏轼在黄州要幸运得多,考虑也周全得多:醉翁亭言其颓放,丰乐亭说其尽职。他又在丰乐亭东筑醒心亭,取韩愈《北湖》“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诗意。并找曾巩作记,阐发自己醉中自乐、醒观盛世的初衷:“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曾巩《醒心亭记》)

欧阳修成为一代文宗,滁州三年心理与创作空间的拓展是一个关键。宋人《滁阳郡志》说,《醉翁亭记》拓本迅速成为流行物品:“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亦多求其本,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醉翁亭成为滁州文化景观,可见欧阳修滁州所为是成功的。

 

贴近民生做实事,

化贬谪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点

唐宋官员贬谪之后,虽然处在仕途低潮期,职位有所降低,但却善于在变小的着力点上发力。以视野开阔、理念先进的前高(京)官身份,改变偏远一方落后习俗,也相对容易。庙堂之上没有实现的宏观规划,往往在贬谪之地进行了点的突破。

唐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皇帝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禁中供奉三日,官民奔走布施,唯恐落后,刑部侍郎韩愈上《论佛骨表》,纵论佞佛之害。宪宗怒,贬其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这比十四年前柳宗元被贬的永州更远,在这一年末,柳宗元逝于柳州。到达潮州,52岁的韩愈并未颓丧,立刻办公,询问民生疾苦,众人反映郡西湫水鳄鱼成灾,捕食牲畜,导致民生凋敝。他亲自查看,以祭品投入湫水,并书祝文一篇,说当今天子神圣,治民是刺史职责,鳄鱼如果不如期迁走,到海里生活,刺史将以劲弓毒矢奉陪。这就是有名的《祭鳄鱼文》。结果当晚“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旧唐书·韩愈传》)

史书显然有夸张,但韩愈在潮州治理灾害、改善民生的工作是真实的,以致于后来潮人为之立庙祭祀。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潮州知州王涤率民为韩愈立新庙,并请苏轼撰写碑文。经历黄州之贬的苏轼显然能理解韩愈在潮州的所为,慨然撰《潮州韩文公庙碑》致敬这位先辈。苏轼在碑文中还特意指出,之前潮州人不知道读书,韩愈任命进士赵德为师,于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韩愈改变了潮州旧俗。这年十月,韩愈调任环境相对好些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当地习俗,平民子女立约给人家做奴婢,逾约不赎回,则终身为奴,韩愈设法赎回那些被没为奴的男女,归其父母,并与袁人立约,废除“隶人”旧俗。

治民建功是唐宋贬官不约而同的选择。

宋仁宗朝,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晏殊反对太后刘娥的亲信张耆任枢密使,又以笏撞侍从使之折齿,于天圣五年(1027)春出知应天(今河南商丘)。当时应天府学风不盛。晏殊到任,即聘请附近才学之士担任教授,提高教学水平,开启了办学教育的序幕。而各州、路、府、军普遍办官学,要到庆历年间。当时范仲淹遭母忧居城中,晏殊请其执掌府学。范仲淹不负所托,对府学作息进行严格、规范管理;教师命题,自己先做尝试深浅难易。范仲淹的教学法被学习推广,应天府学一时成为名庠,司马光《涑水记闻》都详细记录其办学情形。

唐末五代天下动乱以来,天下学校荒废,其复兴则从晏殊应天府之贬开始。应天之贬持续不到两年,天圣六年(1028)八月晏殊被召回京城,任御史中丞。但他没有让贬谪之地的兴学半途而废,九月他举荐贺州富川县主簿王洙“有文行”“明经术”,令其带所授官“充应天府书院说书”(《荐王洙为应天府书院说书奏》)为府学补充师资;十二月,朝廷有诏免应天府书院地基税钱,应该也是晏殊的操作。应天府书院名列宋代四大书院,晏殊功不可没。这年冬,令应天府学名声大振的范仲淹丁忧期满,为晏殊举荐任秘阁校理。范仲淹第二年冬则因请求太后刘娥还政于仁宗赵祯,外放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开启了他“三贬三光”的名臣之路。知应天府是仕途顺畅的晏殊第一次被贬,但在仕途低谷所做之事,能善始善终,其所作所为可谓贬官务实风骨之代表。

概而言之,唐宋两朝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官员视野相对开阔,格局也相对大气。就行政意义而言,贬谪对官员是一种惩罚;就人生意义而言,对文化精英又是一种成全。纵观整个仕途,贬谪是官员前行历程的负面状态,但将负面状态处理得充满昂扬向上的气质,则是唐宋贬官文化的突出特色。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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