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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

李冬君
经纬历史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乐不再为天子所垄断;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用“春秋战国”来统称这段历史,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其实,从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两种气质。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乐不再为天子所垄断;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相揖并存的封建气质;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军国作风。春秋与战国,不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异。

春秋争霸,各国依然恪守周礼,如齐桓公“兴灭继绝”、晋文公“退避三舍”。公元前660年前后,北狄攻占了邢、卫都城,齐桓公打出“兴灭继绝”的旗帜,联合诸国,为邢、卫两国重建都城,重立宗庙,续嗣香火,齐桓公被拥戴为诸侯霸主。晋国公子重耳逃到楚国时,楚成王以国礼接待他,席间楚王问:如果有一天你做了晋国主,该如何报答我?重耳答:若晋楚两国交战,我必令晋军退避三舍。4年后,重耳归晋即位。果然楚攻宋,宋向晋求救,外交斡旋无果,晋文公决定出兵,晋楚两军交战,文公令军队后退三舍,相当于九十里,以兑现他当年对楚王的诺言。

春秋诸国会战,开战前要行礼,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才开始交战,战争进程中,天子还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的战争有点儿像体育竞赛。

春秋时期,几十辆战车会战,已是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了,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战争规模就是小菜一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既不讲礼仪,也不讲礼义。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那是说给战国人听的。战国人的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杀人盈城,灭他人之国,是一种崭新的欲望。新生代王者不满足于春秋霸业,认为只靠小打小闹,战争永远结束不了。要战,就要“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统天下。

战国时代,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长江流域,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已经开了统一趋势。这种以灭国为目的战争,奏响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曲。这是战国的风尚和志向,其时代意义就是战,而且是歼灭战。

战争需要战士,制胜依赖计谋,战国是一个战士和策士的时代。

从吴越争霸,到秦始皇统一六国,256年间,战士和策士成了时代的主角和战争的主力。策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游走于各国之间,所谓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一旦被国君采用,就会富贵如王侯,黄金满堂。

儒家“崇德”,是春秋的代表;法家“尚力”,更适应战国的需求。法家的“力”,是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全民都成为耕战之士。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的仕途,战争就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农民可以通过战争转化为新的军功贵族。

于是,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新的历史契机。商鞅在秦国变法,用制度创造耕战之士,组成最有效的国家战争群体。

战士与策士共举,战力与智力并用,周礼让位于兵法,用计成了战国新文化。

 

来源:《深圳特区报》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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