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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中牡丹,大唐无限春光的独特风景

陈才智
腹有诗书

四时最好是春天。白居易笔下的大唐之春,更分外令人怀恋。他的成名作就是描写春天的,“春风吹又生”可谓他走入大唐诗坛的第一张名片。翻开《白氏文集》还会发现,春天最受诗人偏爱,单就诗题而论即可见一斑(春150首,夏35首,秋112首,冬31首)。作为春天当仁不让的主角,春花当然最是抢眼,白居易是多情之人,爱花惜花是其多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引《唐阙史》),这是毫无夸张的礼赞。

二十四番花信风。白居易诗中直接咏花者110多首,既有白槿花、白莲花等象征纯洁的白色之花,也有红辛夷花、红樱桃花等象征热情的火红明艳之花,更有傲霜斗雪、迎寒怒放的梅花。其中,作为大唐真国色的牡丹,格外为白乐天所青睐。唐代牡丹诗130余篇,白乐天一人即有12首,数量夺冠。

 

直咏牡丹

 

“最好花常最后开”(欧阳修答王君贶句),在群芳斗艳的花季,国色天香的牡丹总是姗姗开迟,待到她独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即告谢幕,多愁善感的诗人,因之倍加伤春而惜花。白居易110多首咏花诗中,诗题有“惜”字者就有12首,其中直接以“惜”字开头者多达9首。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惜牡丹花》二首。其自注云:“一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一首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诗云: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

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

 

日月忽其不淹,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花落意味着季节的轮换,联系着岁月易逝、青春难驻之感。花落往往令人倍起惜花之情,诗即以此立意。两首分别作于不同的牡丹花下,一是值夜班时看到的“唯有两枝残”的衰红,一是去同事家里看到的“破艳散随风”的萎红,前者由今夜之衰想到明朝之萎,乃把火夜照,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所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径袭为:“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在引起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深慨的桃花、李花开后,已是“一年春色摧残尽”的暮春时节,衰红独把之际,白居易既无《古诗十九首》及时行乐的态度,亦无李白《古风》“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那般潇洒浪漫,与之相似的是好友元稹的《牡丹二首》(其二)“繁绿阴全合,衰红展渐难。风光一抬举,犹得暂时看。”以及同调王建的《惜欢》:“岁去停灯守,花开把烛看。”白居易两首《惜牡丹花》诗,两个“惆怅”,深深隐含着诗人的哀伤。这惆怅和哀伤,后来继续飘荡,衍为李商隐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情调变得凄艳迷惘;衍为司空图的“五更惆怅回孤枕,自取残灯照落花”(《落花》),格致愈加惆怅衰残;至宋代,苏东坡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一下子又转为豁达开朗,范成大有“欲知国色天香句,须是倚阑烧烛看”(《与至先兄游诸园看牡丹三日行遍》),更为斩绝,真是创造性地反仿!但不应忘记,是白乐天笔下那簇夜照衰红的烛光,将李商隐、司空图、苏东坡和范成大点亮。

永贞元年(805),三十四岁的白居易在长安任校书郎,有《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

 

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

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


诗末所谓“归到江南无此花”,即晚唐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杜鹃花得春字》“牡丹为性疏南国”,及其《牡丹》“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之意。浑家,指浑瑊(736-800)家。香胜烧兰,比喻牡丹花香气艳丽浓烈,胜过烧燃蜜膏所制成的烧兰,典出庾信《灯赋》“香添然(燃)蜜,气杂烧兰”。“红胜霞”,与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异曲同工。“令公”指中书令浑瑊。《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朱雀门街东第四街大宁坊:“河中节度使、兼中书令浑瑊宅。”注云:“白居易有《看浑家牡丹花》诗,疑浑令之宅也。”刘禹锡有《浑侍中宅牡丹》:“径尺千馀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又有《送浑大夫赴丰州》,中云:“其奈明年好春日,无人唤看牡丹花。”后一首诗题之“浑大夫”即浑瑊第三子浑鐬。可见浑家牡丹花,亦驰名长安,宜刘、白一再以之为诗料也。李二十,指李绅。元稹有《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诗云:“莺涩馀声絮堕风,牡丹花尽叶成丛。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栏一片红。”李十二是“李二十”之倒错。同为以牡丹为题寄赠李绅,同样两句咏物,两句抒怀,白诗的格调气韵明显略胜一筹,这与白诗后两句将视野推开不无相关,这后两句——“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还被后人王直方推为与“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媲美的描写牡丹的佳句。

《秋题牡丹丛》也是直咏牡丹:


晚丛白露夕,衰叶凉风朝。

红艳久已歇,碧芳今亦销。

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

 

此诗白居易集归为感伤类,所谓“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五年(810)秋,白居易39岁,在长安任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在一个晚秋的黄昏时分,诗人独对牡丹花丛,只见红艳久歇,碧芳尽销,回想刚刚逝去的绚烂花季,令他倍起萧条之感。幽人,一作忧人,颇有杞人忧天、我忧牡丹之意。他的好友元稹时在江陵贬为士曹参军,有《和乐天秋题牡丹丛》:“敝宅艳山卉,别来长叹息。吟君晚丛咏,似见摧隤色。欲识别后容,勤过晚丛侧。”摧隤,意同摧颓,指摧折衰败。敝宅即元稹静安坊之宅,宅中植有数株牡丹。此前的元和五年(810)春,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曾专门撰有《微之宅残牡丹》:

 

残红零落无人赏,雨打风摧花不全。

诸处见时犹怅望,况当元九小亭前。

 

所谓“残牡丹”不是残破之牡丹,乃剩馀未谢之牡丹。残者,剩也。与上面提到的“晚来唯有两枝残”和“更持红烛赏残花”之残同意。小亭,一作小庭。后两句用对比和递进,倍进一层写微之宅之牡丹不同别处,盖因白居易深知其好友也是多情人、惜花人。如今身在江陵贬所,元稹忆起故宅的牡丹,忆起好友的《微之宅残牡丹》,忆起曾经红妆艳丽、如今摧隤香销的绝世花王,于好友之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之外,恐怕伤心人别有独怀——别有加倍之伤怀吧。

以上是红牡丹,白居易诗直咏牡丹的还有《白牡丹》:

 

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

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

 

这一首作于元和十年(815),白居易44岁,正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唐代长安豪贵多喜红牡丹、紫牡丹,即所谓“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作》),“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买花》),不太在意素朴的白牡丹。天下文宗王维有《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大历才子卢纶有《裴给事宅白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时称绝唱,尽管有人以为“语句凡近”,却正是唐代牡丹市场重深轻浅世风的真实写照。其“无人起就月中看”的寂寞之感,正与白赞善“白花冷淡无人爱”的萧条冷落异代而同调。五代南唐李中《书小斋壁》诗云:“其谁肯见寻,冷淡少知音。”此情此景,也是宋代词人李光《减字木兰花》所道“冷淡谁看,月转霜林怯夜寒”的情与境,尽管怜赏的对象换成了梅花。异代不同时,怀才不遇之感,乃如斯之类似。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评云:

 

咏花诗刻画颜色,易落下乘,惟唐贤最工此体。如裴士淹咏白牡丹云:“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向月中看。”此烘托之法也。薛能咏黄蜀葵云:“记得玉人初病起,道家装束压禳时。”此比喻之体也。陆鲁望咏白莲花云:“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此传神之笔也。白乐天咏白牡丹云:“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则现身说法,自写寄托。后操觚家,大率不能脱此诸窠臼。喜涂泽者,每用紫玉、绿珠、绛仙、息夫人等字以为效。广平之咏梅花,其实皆筌蹄也。王渔洋咏白莲花云:“香来月白风清里,花放丛祠水驿前。”不脱不粘,最为高致。金匮孙平叔咏绿牡丹云:“千叶相扶不辨花。”此句不用渲染,自然移置他花不得,然亦意尽句中,不若王又曾咏白莲花云:“莫怪花容浑似雪,看花人亦鬓成丝。”洗尽铅华,遂推绝唱。

 

借花抒情

 

其实,所谓直咏,并非单纯咏写牡丹,只是侧重点在花而已。而借花抒情,则侧重点在人。上面分析的《秋题牡丹丛》《微之宅残牡丹》,已显露白居易牡丹诗里寄寓着的与好友元稹的深挚友情。微之宅植种的牡丹,还见于白居易元和五年(810)的另两首诗。一首是元和五年春任左拾遗时所撰《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夜泪暗销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治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另一首是元和五年秋任京兆户曹参军时所撰《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帱作)》,中云:“旧宅牡丹院,新坟松柏林。”悼亡悼往对象是元和四年去世的元稹发妻韦丛。此前的永贞元年(805),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

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

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

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

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当时白居易在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前年”指贞元十九年。“一作芸香吏”,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作“一作云游吏”,“芸香吏”即校书郎。元、白二人俱贞元十九年登科,授校书郎,至永贞元年,正好三年整。去年冬,元稹赴洛阳,本年春末,犹未回长安,故诗云:“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西明寺,位于长安外郭城北部,在朱雀门街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七坊延康坊西南隅,日僧空海曾居于此寺。西明寺的牡丹,艳绝长安,元和元年(806)以前,元稹有《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元和四年,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有“西明寺深开北廊”之句。《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中,真正让作者“春尽思悠哉”者,并非牡丹花,而是昔日同寻共赏牡丹花的“寻花伴”,牡丹在这里退居配角,成为元白友谊的见证。此诗白居易集归为感伤类,感伤诗注重表现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意在自我排遣或与亲朋挚友交流,展示的是“本我”的一面;闲适诗注重表现兼济之志以外的独善之义、闲适之情,意在公诸同僚,展示的是“自我”的一面;讽谕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意在奉呈皇帝进行讽谏,展示的是“超我”的一面。直到五年后的元和五年春,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又有《重题西明寺牡丹》,白居易集归为律诗,其自注云:“时元九在江陵。”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钱泳《履园谈诗》曾云:“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咏物诗一般应该是体物言志,形神兼备,不粘不脱,既紧扣所咏之物的特点,又在其中有所寄寓。这样的作品,白居易集亦有,例如《晚桃花》: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全诗着眼诗题中的“晚”字,自写襟期,满怀秋士迟暮之感,读之令人惘然。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称许说:“咏物之工,此为绝调。”但《重题西明寺牡丹》和五年前的那首《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一样,摆脱了习规定套,舍去了物态刻画,唯存情语抒写,不见咏物写景,读者难觅诗题中的“牡丹”的踪影,即使它是西明寺的骄傲、大唐春色的代表。这也可以理解吧。当我们面对良辰美景,赞叹玩赏之馀,恐怕第一念头就是,如果能和家人亲属或知音挚友同玩共赏,那该多爽。为何当年冠盖满京华,而斯人独憔悴?因为没有太白,子美焉能不寂寞。元、白贞元十九年春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并定交分,自此“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白居易《祭微之文》)有过同赏牡丹花的元白二人,理同境近,情亦相似。元白同赏牡丹不仅在西明寺,还有崇敬寺。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句下自注云:“唐昌观玉蕊,崇敬寺牡丹,花时多与微之有期。”唐昌玉蕊会,还涉及元和年间的一段奇闻。康骈《剧谈录》“玉蕊院真人降”条载: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一作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馀香不散者,经月馀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睹蕣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敎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记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嬴女偷乘鸾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锁仙郎可得知。

这如真似幻的奇闻,也是元、白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二人集中歌咏牡丹之作都很多,正源于其中多有二人的美好回忆。良辰美景独自赏,赏心乐事谁堪伴?五年前,君在洛阳,吾在长安。现如今,吾再访牡丹,君更远在江陵。牡丹再好,可奈何无君共赏;重逢有日,犹难料可值花期?“眼看吹落地,便别一年春。”这是元稹《牡丹二首》其一中的诗句,适可移栽此处,聊解乐天的“惆怅花前又独来”。

“今年况作江陵别”之“况”字颇堪玩味,白居易诗颇爱用此连词,在对比之间更递进一层。如前面《微之宅残牡丹》“况当元九小亭前”,有时径曰“何况”,如前面《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何况寻花伴”,《惜牡丹花》其二“何况飘零泥土中”,散见于白居易集中的咏牡丹诗句,也多是借花抒情,作为背景或点缀。例如“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醉中归盩厔》),“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邓鲂、张彻落第》),“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秦中吟十首·伤宅》),“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见《燕子楼》诗序),“荔枝非名花,牡丹无甘实”(《叹鲁二首》其二),“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等,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四年(819),从长安到周至,再到江州、忠州,牡丹的国色天香,始终伴随着白居易。

 

意在讽喻

 

“乐天因事托讽,殆得风人之遗者,又不独以其善咏物也。”(佟赋伟《二楼纪略》卷四)白居易诗在后世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影响和贡献有二,一是早年倡导讽谕诗创作,掀起一场新乐府运动;二是晚年实践闲适诗创作,乐天知命,独善其身,成为后世老干部体的不祧之祖。所谓讽谕,亦作讽喻,是指托辞婉劝,也就是用委婉的言语进行劝说。

把讽谕引入牡丹诗,并非白居易首创,但是发扬光大之功,舍白莫属。白居易咏写牡丹之诗十馀首,篇幅较长的三首均为讽谕诗。先来看《白牡丹(和钱学士作)》: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

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

闭在深寺中,车马无来声。

唯有钱学士,尽日绕丛行。

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

众嫌我独赏,移植在中庭。

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

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

唐昌玉蕊花,攀玩众所争。

折来比颜色,一种如瑶琼。

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

始知无正色,爱恶随人情。

岂惟花独尔,理与人事并。

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

 

钱学士,指翰林学士钱徽。此诗元和三年至六年作于长安。如果说前面那首七绝《白牡丹》“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是写给自己的,自况自嘲,借白牡丹受到的冷淡,对眼下的境遇发一发牢骚,对未来的仕途担一担杞忧,那么这首五古《白牡丹》则是写给同事的,已经因同病相怜而推己及人,由花而入人情,再由人情推至物理,即诗中所云“岂惟花独尔,理与人事并”。白居易的讽谕诗,特别善于运用对比手法。这首《白牡丹》亦然,一层对比是在“看花客”与“钱学士”之间,另一层对比是在白牡丹和深色牡丹之间——“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入时者乃紫艳与红英,攀玩众所争;我独赏者乃素华皓然质,正色自芳馨。其中“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四句,画出钱学士对白牡丹的倾情之恋,值得圈点。“留景夜不暝”与白居易“夜惜衰红把火看”的爱之狂堪相比并,“迎光曙先明”点出白有白的特点,不亚于“紫艳与红英”的光芒,“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赏花而能入人心,悟道理——虚白,典出《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谓心中纯净无欲。

再来看《秦中吟》十首中的《牡丹》: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诗题从《才调集》,白居易集题为《买花》。元和三年或四年作于长安,时任左拾遗、翰林学士。这是一首颇有叙事因素的讽喻诗,在主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舍翁”出现之前,是叙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写京城贵游买花。“帝城”点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春欲暮”点出事件发生的时间。芳春欲暮之时,田里正青黄不接,农事加倍繁忙,而京城贵游所在的长安城中,却是车马喧喧,杂沓驰过,争相买花,一派男颠女狂,笑语欢呼。

灼灼,形容鲜艳光彩,戋戋,典出《易经·贲卦》“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朱熹本义:“戋戋,浅小之意。”一说为堆积貌,形容众多的样子,见李鼎祚集解引马融注。这里应该取后一种解释。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相当于五束白绢,何等昂贵!“上张幄幕庇”,即《新乐府·牡丹芳》所云“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以上作客观描绘,至“人人迷不悟”,始露作者倾向。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正如冯班评《才调集》所云:

 

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也。凡讽谕之文,欲得深隐,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公尽而露,其妙处正在周详,读之动人,此亦出于《小雅》也。

 

叙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田舍翁,也就是庄稼汉出场,庄稼汉一句话都没说,但他的一声长叹,却蕴含着身后观察者白居易作为左拾遗、作为翰林学士的全部深思。如果这深思,戛然而止于此,作为诗人的他,已经可以收笔了。不过作为“忝备谏官位”的左拾遗、作为翰林学士,他还需要尽而又露,才能使闻之者戒,“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因此也就“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其二)了。“中人”语本此。《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初,授田一顷者,每年输粟二斛,稻三斛,绢二匹,绫二丈,棉三两,麻三斤;不产丝麻之地,折银十四两。此外还有徭役,中唐之后,剥削更多。以此推算,十户中人的赋税钱以万计(千钱为一贯)。后来郑遨乐府旧题短诗《富贵曲》“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正从“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来。而从谢赐履《帝京元夕》尾句“莫道骄奢让往年,一灯尚费中人产”,也可看出《秦中吟》的讽喻精神在清代得以再生和重光。最后来看《新乐府·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

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

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

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輭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

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

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

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

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

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

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

无人知,可叹息。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这是白居易咏牡丹诗最长的一首,也是唐牡丹诗篇幅之冠,长达49句327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所作。诗序云:“美天子忧农也。”讽谕诗将“所遇所感”发于“美刺兴比”,并非都是投枪匕首,直刺现实,揭露黑暗,也有颂美,也就是委婉地进谏。平心而论,白居易进谏的对象唐宪宗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在元和初年,宪宗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信用裴垍、李绛等忠介之士,一改德宗时代废相权一揽天下细务的做法,推心委政事于宰相。同时,察纳雅言,虚心求谏,故而白居易等人虽常常言语激切,仍获宪宗优容。国家政治因此一度回到正轨,史称元和中兴。

全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极写牡丹之秾丽,“绝道花之妖艳”(《容斋随笔》卷二),雕镂万状,如化工肖物,其中“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形态与色泽并胜,“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反李白《清平调》以花写人之道,而拟人写花,花容将人意同醉,为诗评家所津津乐道。直至“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两句精彩绝伦之笔,方稍稍收束了这场大唐牡丹的饕餮之赏。以下转入美刺兴比,《唐宋诗醇》卷二十析云:“忽接‘三代以还文胜质’四句,迂腐语耸然夺目。下乃接‘元和天子忧农桑’一段正意,便觉峭折有波澜。若低手为之,则一直说下耳。”这首诗可谓全面反映了中唐社会牡丹在世人,尤其是文人士子中的不二地位。首先,人们对牡丹的观感更加细腻,牡丹的娇艳与姿容在人们面无不体现得更为细微。其次,人们对牡丹的热爱堪超盛唐,“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种满城迷狂,即使盛唐诗人笔下也未看到。再次,人们对牡丹的痴迷反映的是人心的尚华不实,所谓“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华而不实的风气是逐渐积累下来的,到了中唐渐至顶峰,这样的社会风气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弊害可想而知。对于李唐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对农桑的重视应该远超过对牡丹的重视,这是本和末问题。最后,白居易身兼左拾遗和翰林学士,同时又是心灵敏感的年青诗人,更清楚地感觉到这一不良社会动向,意识到应该加以调整。从颂美天子的角度来提出,比自己站出来疾呼,要有效得多。而“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希望借助造化的神力,减却牡丹的妖娆之色,使社会戒除奢靡浮华的不良风气,而对农桑更加重视,自是诗人浪漫之口吻。在白居易和同代诗人其他牡丹诗中,这一立意也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只是在《牡丹芳》中表现得尤为完整和真切。红牡丹与白牡丹,华与实,牡丹与农桑,奢靡与节俭,一组组鲜明的对立,正是中唐社会的真实写照。

状物、抒情与讽喻,这三点就是白居易笔下的12首咏牡丹诗的主要路数,这也可以说是《全唐诗》全部140馀篇牡丹诗的主要路数。但白诗自有其独特个性,例如手法上,善用对比,爱用递进,侧面烘托,多方比喻,传神写照,现身说法,自写寄托,巧用拟人,不脱不粘,诗风浅切,语词平易。牡丹本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成为诗歌意象,便有了诗人的审美过滤和情感投入。诗中的牡丹意象,不仅呈现着诗人对牡丹的咏赞,而且寄托着诗人特殊的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同时,牡丹意象在唐诗中的发展变化,反过来也折射了唐代不同时期的士子文化心态。值得补充的是,白居易不仅爱牡丹,惜牡丹,赏牡丹,咏牡丹,而且还亲自动手移栽牡丹。其《移牡丹栽》云:

 

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

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

 

牡丹栽,也叫牡丹栽子,或称花篦子,即野生牡丹幼株,加以嫁接,培植一年,开花更佳。杭州虚白堂前的牡丹,相传是白乐天手植。唐范摅《云溪友议》所载颇具传奇色彩的徐凝、张祜较文公案,开篇就事关杭州牡丹。本来杭州并无牡丹,长庆中,开元寺僧惠澄自京师乍得一本,始栽植于庭,谓之洛花。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徐凝《题开元寺牡丹》云:“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张祜亦有《杭州开元寺牡丹花》:“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白居易来到开元寺看牡丹花,乃命徐凝同醉而归。那两句——“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可谓是恰到好处的恭维。至宋代,杭州牡丹渐多,而吉祥寺独盛。苏轼通判杭州时,有《牡丹记叙》,略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饮酒甚乐,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可谓盛矣。历史上,苏轼是白居易诗风最合适的承继者,即使仅仅限于牡丹这个小小的窗口,也可领略大唐的无限春光,以及那一脉相承的绝世花王真国色的风神。

(原标题:随白居易赏大唐牡丹——“春从唐诗来”之一)

 

来源:《博览群书》201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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