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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浅薄与无用的深刻

徐晋如
思·悟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欲行新法,拟变科举,兴学校,认为声病偶对之文,无益于圣王之道,不如专意经义,要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又认为贡举不足以取人才,须另兴建学校,以培养之。神宗诏令都堂集议,苏轼认为不能以“有用”“无用”评判教育的内容,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议学校贡举状》)他指出,自唐以来,以诗赋得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近世士人希迎有司,剽窃经史以为己之所论,有司如何分辨?且策论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其弊有甚于诗赋。如杨亿文章华靡,为政则无愧忠清鲠亮之士,孙复、石介,明经通义,施之政事,则迂阔矫诞之士而已。

苏轼的见解极其深刻。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极重视诗教,因诗赋是人的性情的体现,难以作假,而思想立场却是可以伪装的。临民者如果没有淳厚的性情,只会残民虐民,以满足其功利。且诗赋乃雅言,以诗赋取士,必驱使天下士子追求高雅,而一旦习惯成自然,入仕后自然常怀谦抑之心。为官者如鄙陋无文,做事大多胡来。

苏轼举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立学失败为例,说明变更成法,是“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之举。苏轼更指出,王安石欲废诗赋,专取策论之议,只会选拔出希迎上意之人,而无以获致真正的人才。他指出:“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偏偏后世望之不似人君之辈,最喜以圣王自任,自己尽可以穷侈极欲,却要天下人恭默受训,如果不是遇到神宗,而是遇上明之朱元璋,清之雍正、乾隆,只此数语,苏轼就可能人头落地了。

神宗得苏轼此状,即行召见,温勉有加。虽仍颁谕罢诗赋,用策论,但兴学校之议未遽施行。苏轼又上《谏买浙灯状》,反对朝廷减价采买浙灯四千余盏,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状上,神宗即下诏罢之。

神宗天性好学,为太子时,请问常至日晏忘食。在神宗去世后,宣仁太后告诉苏轼,神宗饮食停箸,多看苏轼文字,常常感叹:“奇才,奇才!”对于苏轼的才具,神宗衷心欣赏,对于苏轼的切直敢言,神宗也未必反感。但何以苏轼在神宗朝一贬再贬,更因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呢?何以在神宗去世,哲宗因年幼未得亲政,宣仁太后摄政的元祐年间,苏轼亦不能见容于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司马光等人?这是由苏轼的性情所决定的。苏轼死后,苏辙为祭文,称其“刚而塞”,即守死善道,终身不迁之意。苏轼一生,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唯道之所存、心之所安是求,故而坎壈终身。

 

来源:《视野》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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