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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刀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对于钱壮飞挽救党中央的传奇,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和骨干,包括挽救了党中央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怎样从上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是怎样毫发未损地出现在中央苏区的?这便是故事之其二。那场惊天大转移得以顺利实施,靠的就是“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绝大多数人只知道钱壮飞怎样截获情报、挽救党中央于危难之中,却不知道是谁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如何把钱壮飞传递出来的情报,最终变成了挽救党中央的行动。事实上,这背后也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与党同源共生的红色交通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始于1921年底,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起来的。

一个新生的政党为什么会在建党伊始就着手创建秘密交通工作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环境所迫。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长期处于“非法”“隐蔽”的状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党”,共产党员不断被抓捕,共产党的组织不断被取缔,共产党的刊物不断被查禁。面对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被迫采取隐蔽的联系方式。

其次是联络所需。建党以后,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何保证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北平等党组织之间文件和刊物的安全传递,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是认识所致。党对秘密交通工作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早”。早在1921年底,中央局就委派了专职交通员,负责中央与地方的文件传递和人员联络。

1921年底,茅盾成为“红色交通”第一位专职交通员,对外掩护身份是《小说月报》编辑


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几乎家喻户晓,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茅盾遂成为党的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那时,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

1921年沈雁冰(右坐者)和沈泽民(左站者)兄弟与郑振铎、叶绍钧在一起


由于三天两头总有来信,同事们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茅盾的女友。可问到茅盾,他却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郑振铎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跟茅盾开玩笑,私自拆开了一封寄给“钟英小姐”的来信,结果是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


三个文件推动“红色交通”三次跨越


1924年5月刊发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文件。

建党之初,文件和刊物的传递一度依托邮政,因时遭反动当局审查、缉查而被迫改用隐蔽方式。随着敌人对邮件的缉查日益严苛,许多邮件被强拆、查抄,中央遂于1924年5月20日刊发《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这是中共第一次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组织部设置交通岗位,开创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

1925年中共中央第28号通告,是具有提升作用的文件。中共四大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纲领措施,强力带动了秘密交通的组织建设,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在认识和建设上迎来了质的飞跃。192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第一次把秘密交通工作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

四大之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党的第一个专职秘密交通机构从此诞生。

“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是具有加速作用的文件。此议案要求:“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1927年8月21日,中央又发布了第3号通告,进一步具体要求建立中央通省、省通县、县通乡的全党交通网。1928年底,3号通告提出的全国交通网即初步建成,其中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线,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线。


一条不曾中断的“红色交通线”


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吴德峰担任首任局长,负责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指挥下,吴德峰从各地抽调精干力量,考察可靠路线,布建大、中、小站三级交通网络并配备了得力的交通员和必要的武器,制定出一整套周密、严明的工作纪律,仅用三个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许多人因而笼统地说,这就是连接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的那条著名的“红色交通线”。

其实,当时打通的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共有4条。第一条于1930年冬开通,由上海至汕头,经广东饶平县、福建平和县、大埔县、永定县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春又开辟出两条线:一条是西部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从湘赣边进入中央苏区。另一条是东部线,从上海到浙江衢州,经常山、玉山,从赣东北苏区进入中央苏区。还有一条是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开辟的,从上海到香港,经汕头、大埔、虎岗进入瑞金。这条线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根据敌情几经调整,最终固定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全程大约3000公里。此后,其它几条交通线相继遭到破坏,只有这条线保留了下来,这才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条“红色血脉”。

这条交通线,从水路、公路到山路,征服各种地形,克服各种天气,战胜随时可能被堵截、被盘查、被追踪、被出卖等各种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运行长达4年不曾中断,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


三次大规模护送行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流动规模大、频率高、横跨地域广,而且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把有关干部从一个地方转送到另一个地方工作。由于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转移工作面临着异常的危险局面,中央交通线打通之前,不少同志都是不幸牺牲在转移的路上。

为此,中央交通局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源源不断地护送、转移大批党政军领导和骨干。有的要从上海党中央到各个根据地,有的要从各个根据地到上海,还有的要从莫斯科回国或者前往莫斯科。吴德峰及其领导的交通队伍,历尽千难万险,用鲜血和生命保障着“红色生命线”的畅通无阻。

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成功组织了3次大规模护送行动。这3次行动护送人员多,实施难度高,发挥作用大,在“红色交通”史乃至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次是1930年底交通线开通之初,为增强干部力量,巩固苏区和扩大红军,党中央抽调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到苏区工作,其中包括项英、任弼时、徐特立、邓发等,还有从莫斯科回国的肖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党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严重威胁,“红色交通”先后将陆定一、邓小平、王首道、李克农、胡底、钱壮飞、刘少文、贺昌、毛泽民、李富春、周恩来、何叔衡、聂荣臻等安全转移到苏区。

第三次是1932年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钱希均、蔡畅、邓颖超、李一氓、刘晓、沙可夫、吴亮平、钱之光、刘少奇、杨尚昆、张闻天、博古等近40名干部,还有多批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技术工人被转移到中央苏区。


延安岁月建奇功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在延安重建,吴德峰再度出任局长。交通局对外掩护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实际负责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同时承担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苏联的交通联络。这期间,在吴德峰的运筹下,“农委”建立了延安至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东北的国内秘密交通线,还建立了经内蒙古、蒙古国和经兰州、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

福建省上杭县碧沙红色交通站——丁正昌号商铺


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农委”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持续时间空前的重大考验。

时值日军抽调其在华北90%以上的兵力扫荡我各根据地,国民党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围布下50万大军,构建了5道包围圈,筑起18000多个碉堡,粮食、药品、纸张甚至火柴都进不了延安,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发起“自己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伯公凹交通站,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邹氏一门七烈士的故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冲破日伪、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成功护送几千名团以上干部,往返于华北、华东、华中直至海南岛等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2年3月,“农委”协助各地方护送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出发,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分局、鲁西分局、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穿越日伪、国民党的103道封锁线,历时近10个月,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


永不荒芜的路


从1921年底茅盾担任首位交通员起,随着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发展壮大,“红色交通线”逐渐超出了它原有的概念,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缩影。

这是一条血泊之路。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在上海被捕。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内埠交通科科长张宝泉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上海街头,不幸被捕。敌人使用酷刑打断他两条腿后,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200军棍,又朝他连开7枪,用3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龙华监狱围墙。

秘密交通员龚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剃头”酷刑,用剃刀将他的头皮一片片割下来,他宁死不招。敌人假放他出狱,企图诱捕与他联络的人。龚增祥毅然乞讨露宿街头,用棍子打走想要营救他的同志,终被敌人枪杀。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伯公凹村,曾经是上海至瑞金那条“红色交通线”从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该村下凹邹氏家族的地下党员邹作仁,动员全族30多人参加了红色交通,最终13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7人被评为烈士:

邹作仁为护送军用物资与敌交战,牺牲于三河坝。

邹端仁运送食盐时被捕,被敌人枪决焚尸。当年周恩来前往苏区,曾在邹端仁家留宿。他长途跋涉起了脚泡,邹端仁夫妇给他端水泡脚,还杀了家中唯一一只鸭子给他煲汤。临别时,周恩来给他们留下3块银元贴补家用。

邹昌仁、邹佛仁兄弟被叛徒出卖,邹昌仁被敌人剖开脊背,从背后挖出心脏。邹佛仁被砍头示众。

邹春仁为护送电台而牺牲,邹启龙在保护交通线的战斗中牺牲,邹晋发执行护送任务时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时期,仅江西一省,牺牲的交通员就达1780多人。

这是一条回家之路。翻看开国元勋、将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读着他们对初入苏区那一刻的描述,那种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风扑面而来。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长汀)的繁盛,简直是全国苏区之冠。”

“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地说道:‘总算到家了!’”

聂荣臻回忆说:“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已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

伍修权深情地写道:“交通员大喊:‘到啦,同志们,到家啦!’……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新鲜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

这是一条胜利之路。土地革命时期,内埠和外埠两个交通渠道,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线。

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道,一条永不荒芜的小路


1929年下半年,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有570余份;全年由中央秘书处一家发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送到中央的达4687件。

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骨干被护送进入苏区,包括了几乎所有开国元勋、将帅,以及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各地每年向苏区输送价值600万法币的布匹、价值900万法币的食盐,以及数以百吨的西药、纸张、报刊、书籍、无线电器材、印刷工具、军械修理器材等。

抗日战争时期,14个八路军办事处成为红色交通的中流砥柱。驻武汉办事处曾转运军饷655万元法币、枪炮730多支、弹药1399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等。驻太原办事处曾转运30部电台、100万发子弹、200挺机关枪等。驻上海办事处转运了1000具防毒面具、2万双胶鞋、4000匹细布、1785万元捐款。驻西安办事处采办了大量通讯军工器材、金属化工原料、皮革、纸张、蜡烛、行军锅、报刊书籍等。驻香港办事处护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位民主进步人士回到大后方。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交通的收官之作是著名的“北上!北上!”行动。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挥下,通过6条交通线,分大小20多批次,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北上,协商共建新中国。

如今,中央红色交通的统帅周恩来、中央红色交通的创建者吴德峰、红色交通的首位专职交通员茅盾,还有那些曾经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一个个普通身影,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那条黑暗、漫长、崎岖、凶险的小路也早已难觅其踪,而那条血泊之路、回家之路、胜利之路,却在我们心间绵延不绝,永不荒芜。


来源:《炎黄春秋》202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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