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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在南京的战斗片段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诞生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中央特科逐步完善,先后成立了4个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工作专门机构,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搜集获取情报、镇压叛徒内奸、建立秘密电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中央特科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地区,特别是在1930年下半年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爆发后,居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统治中心的南京,逐渐成为了中央特科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央特科先后向南京派出了钱壮飞、王世英、卢志英等一大批精干的情报人员。他们深入龙潭虎穴,秘密组建情报网络,在南京城内上演了一幕幕传奇的红色谍战故事。


钱壮飞冒死保卫党中央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925年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因遭反动当局通缉,被迫从北京来到上海避难。1928年8月,他迫于生计考入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举办的训练班,却意外地得到了时任管理处营业科科长的湖州老乡徐恩曾的赏识和信任。1929年底,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主任,受命扩建国民党特务系统,并有意安排钱壮飞协助新机构的筹建工作。正当钱壮飞犹豫不决之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获悉了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当即作出指示:抓住这一宝贵机会,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顺势打入新成立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此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1896-1935)


1929年底,钱壮飞随徐恩曾正式赴南京就职。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原先设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内。徐恩曾认为党部大院内人员复杂,不利于秘密开展特务工作。在钱壮飞的协助下,他把特务工作的指挥机关搬到了中山东路中央饭店东侧的一幢二层小洋楼里,为了掩人耳目,还在门口挂上了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平时钱壮飞上班、吃住都在“正元实业社”内,他总是一身西装打扮,配以黑色领结,戴着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给人一种精神、干练的印象。而且钱壮飞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办事认真,这让徐恩曾十分满意,逐渐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之一,并委任他为机要秘书。久而久之,凡是各地呈报徐恩曾阅办的机密文电,大多最先由钱壮飞过目。需要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材料,也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再交徐恩曾签字了事。因此,党务调查科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了钱壮飞的手里。

1931年4月24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驻武汉的国民党特务邀功心切,于4月25日分别给特务机关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发去多封密电,报告了顾顺章被捕叛变一事。4月25日这天恰巧是星期六,当晚只有钱壮飞在“正元实业社”值班,徐恩曾本人并不在南京。武汉方面接连给陈立夫、徐恩曾发来六封特急电报,且都注明“徐恩曾亲译”字样,这让钱壮飞深感事态重大。于是他急忙借助事先备份的密码本逐一破译了六封密电,电报内容使他万分惊愕。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其后的几封电报都是有关何时、如何押解顾顺章到南京的内容,其中还特别提醒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

顾顺章被捕叛变前掌握着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秘密,如果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获知这些绝密情报,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将面临灭顶之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顾不上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危,立即找来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派他连夜坐火车赶往上海向党中央示警。天一亮,钱壮飞又急忙赶到丹凤街的“民智通讯社”,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然而那位同志并不在办公室,钱壮飞急中生智,看到桌面上有一张地图,便在地图上划了一道口子,暗示身份已经暴露。对于刘杞夫能否顺利找到党组织,钱壮飞没有任何把握,随后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也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决定亲自向党中央示警。而此时,他的女儿钱椒、儿子钱江还留在南京。

4月26日清晨,刘杞夫抵达上海,顺利找到了李克农。但是当时都是单线联系,26日这天又不是约定接头的日子,所以李克农找不到联系人,警报无法及时送出。李克农争分夺秒,想尽各种办法,终于通过中共江苏省委等各种关系,于27日找到了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陈赓随即将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临危不乱,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开展了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到27日傍晚,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被切断。28日晨,国民党特务会同上海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开始了全市范围的大搜捕。然而,所到之处,人去楼空。事实证明,敌人想要利用顾顺章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的企图没有得逞,中国共产党由此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

钱壮飞身份暴露以后,于1931年夏天抵达中央苏区。长征开始后,钱壮飞遭遇不幸,于1935年4月牺牲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新中国成立后,谈起钱壮飞在南京冒死保卫党中央的故事,周恩来依旧历历在目,他感慨道:“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胡济邦智取第五次“围剿”情报


与中央特科同期,党中央还设置了另外一条与之相互平行的情报系统,叫做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搜集重要的军政情报。1931年底,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派遣王世英(山西洪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前往南京建立情报网络。由于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王世英于次年撤回上海,转由卢志英(山东昌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接替他的工作。1933年初,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正式并入中央特科,王世英、卢志英由此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卢志英(1905-1948)


卢志英来到南京后,顺利接收了王世英交予他的打入国民党“复兴社”、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铁道部、立法院、中央军校和铁甲车巡逻队等部门的诸多情报关系。卢志英积极经营,又先后发展了王昆仑和胡济邦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说到胡济邦,她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女记者,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她在情报战线上也曾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8年,胡济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读书。在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她结识了国民党元老王昆仑。在此前,王昆仑已和王世英、卢志英建立了情报联系,并经卢志英介绍于1933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济邦(1911-1995)

  

1933年夏,王昆仑从国民党内部获悉,蒋介石从全国调动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他深感情况紧急,立即通过关系约见了卢志英和王世英。王世英听了王昆仑的汇报后,要求他在最短时间内获取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王昆仑第一时间想到了胡济邦,这时胡济邦正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王昆仑认为交由胡济邦获取作战计划是可行的,于是向她布置了任务。

1933年春,胡济邦经其兄介绍,进入俞大维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向他的独生子教授英语。胡济邦关心时政,所以俞大维常常在公务之外与她讨论一些政治新闻。就在胡济邦接受任务后不久,7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他向胡济邦介绍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况,声称蒋介石已部署好“进剿”红军的详细计划。胡济邦由此知道了俞大维去庐山开会的内幕。她推测,兵工署负责向各部队提供军火,所以俞大维肯定知道战略计划和兵力部署。胡济邦伺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军事文件,并用特殊的照相机翻拍了所有文件。

拿到情报后,胡济邦、王昆仑立即赶赴上海,把情报顺利交到了王世英手上。王世英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你们为党立了大功!”不久后,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了这些绝密文件,蒋介石看后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搞不明白,共产党怎么能把何时行动、各路司令是谁,包括德国顾问冯·塞克特精心炮制的“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围剿、分进合击”的重要战略战术,为配合“围剿”而制定的《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详细条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姚子健秘密报送军用地图


姚子健,江苏宜兴人。1929年,14岁的姚子健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求学,考取了位于上海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谁曾想到,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系统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当局压制学潮、学运的影响,1932年国立劳动大学被迫解散。姚子健无奈之下返回宜兴,在镇上的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姚子健心中燃起了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是怎样加入,他茫然无措,于是只好一边工作,一边为入党做着准备。

1938年,姚子健在中共中央香港情报站


1933年初,姚子健从报纸上得知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招生的消息,学校免收学杂费的待遇吸引了他,于是他离开家乡顺利考入该校。到学校报到后得知,这是一所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军事化院校,位于南京大石桥,设大地测量、地形测量、航空测量、制图、仪器5个系。姚子健心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么我就选择制图班吧!”

1934年春,姚子健从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工作后不久,姚子健的同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舒曰信从上海来信,希望能与其会面。姚子健欣然赶赴上海,在舒曰信的引见下,他见到了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鲁自诚。在当时,鲁自诚是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王世英麾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姚子健向鲁自诚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鲁自诚指示他安心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利用工作的便利为党搜集军事情报。1934年5月,经鲁自诚介绍,姚子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正值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患有眼疾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却意外地从印制军用地图的部门调到了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和资料的部门。这样一来,他得以能够收发、保管“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军用地图,同时掌握了大量有关部队调动、运作等信息的机密公文。每当有国民党军官过来取用地图,姚子健便会暗自记下其所在部队的番号,来人拿走某地的军用地图和资料后,他也同样拿一套交给党组织。由于当时陆地测量总局内部管理不规范,疏于清点,从成摞的地图中抽出一两份,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如需传递军用地图和资料,姚子健便会于周六晚上从下关车站乘火车前往上海,第二天早晨到站后赶到接头地点与舒曰信,或者和舒曰信的夫人、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沈伊娜会面。姚子健把军用地图和资料藏在皮箱底层,上面盖着书或衣服作伪装,由于身着军装,所以能够一路畅通无阻,从未遭到军警的盘查。传递情报的工作完成后,姚子健便会乘坐周日晚上的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到上海游玩了一趟。如果获得极其重要和紧急的情报,姚子健则会用专门的代号和暗语,写信向舒曰信报告。1934年底,姚子健的联系人舒曰信、沈伊娜夫妇由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乘火车去上海了。他定期将搜集到的军用地图和有关情报送至舒曰信家中,或在玄武湖公园等处交给沈伊娜。

姚子健提供的这些军事情报,经过党的地下交通转送到中央苏区,为中央苏区在反“围剿”斗争中掌握、分析敌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事后鲁自诚多次代表党组织对姚子健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彰,他说道:“获取军用地图和有关情报,相当于带一支红军部队向敌人作战!”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上述中央特科在南京的情报工作长期以来鲜有人知,甚至还有不少人和事永远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在南京的成功实践,对于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对于配合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军事斗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源:《世纪风采》202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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