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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拐点”

秦 两诏铜权 

天水市秦安县上袁家村秦墓出土 

高7cm,底径5.2cm,重250余克(为秦一斤)

甘肃省博物馆藏,字体小篆,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诏书。

此权保存完好,能较准确地反映秦斤的标准重量,是研究古代衡制的重要实物


身处历史进程之中必然要背负上时代性,人的目光所及终究有限,当霍去病一路追杀匈奴,直到在狼居胥山享受胜利的喜悦时,他自然不会想到延绵百年之久的“汉匈之战”后来一度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

但他在自己生命中的某一天所做的某一个决定,却在推动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由此发酵出的事件有大有小、造成的影响有深有浅。那些大的事件、深的影响在整条时间轴线之中则可以被称之为“拐点”。历史事件中的“拐点”基本都是人为推进。从秦非子开始止于秦始皇嬴政,秦国共历三十几代君主,可以说,是他们共同造就了秦的终成帝业。在这其中,“秦国”的重大拐点则与几位国君的积极推动有关。

 

秦襄公:从一根“难啃”的骨头开始说起

“勤王”是历史舞台上百看不腻的片段,演这出戏的人也是不知疲倦,虽然过去的经验就那么摆在眼前,但对于当局者来说,总会抱着“也许自己是例外”的侥幸心理想再试一试。

西周末年,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又侵夺了岐丰之地,西周至此走到了尽头。幽王死后,诸侯拥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继位第二年,决定把国都东迁到洛邑(洛阳),迁都的原因一是因为镐京发生过地震,宫殿已经残破不堪,二是从西周灭亡中总结了些经验:还是离戎狄远一些比较好。

平王要东迁,“勤王”大戏即将上演,但相比后来其他历史时期的“勤王”剧本,周平王的东迁着实有点冷清惨淡。

来护送周平王的诸侯不多,这缘于当时各地诸侯的势力已经开始坐大等原因。周平王虽然不至于沦落到与东汉末年的汉献帝相提并论,可局势一度与东汉末年群雄割据非常相似。帮不帮天子?想必诸侯们都在内心进行了一番抉择。最终,周平王的护送名单上大约是郑、秦、晋几个诸侯。

历史上的“勤王”大多是幌子,但护送周平王的这几位诸侯看来应当是没动什么坏心思。秦襄公自然更不会妄想,因为当时的秦国连诸侯国都不是,往东放眼看去,大国小国林立,秦国出头之日不知是在何年何月了。

秦襄公还是来了,大有刘关张三人面对十八路诸侯显示出“英雄不问出处”的精神气儿。襄公此时到底有没有抱着“霸天下”的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对整个秦国而言,护送周平王东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足以体现秦襄公长远且敏锐的政治眼光。

最终的结果没有让秦襄公失望,周天子不仅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还“赐之岐以西之地”。周平王还是很会玩政治的,他将一块周王室东迁之后遍布戎狄势力的弃地赐给了秦国,是想试试秦国能不能用以往与戎狄交战的经验击退戎狄,毕竟相比戎狄,秦国站在自己身后心里还是要踏实一些。封诸侯则是为了调动秦襄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秦国自己的地盘了,秦人不得为自己拼拼命?周平王这一套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打空头支票的过人天赋也不知道是从哪得来的。

然而对秦襄公来说,这却是难得的好机会。并且他认为,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实力的人的,这也算是秦人精神性的实际体现。虽然他们知道未来或许要一直与戎狄纠缠争斗下去,继续书写自己血和泪的成长史,但秦人要是怕了,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统六国了!

综合分析,周平王与秦襄公是双赢。只是周平王要是知道最终灭东周的是秦,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当初把“岐以西之地”那块难啃的骨头扔给了秦国。

 

秦孝公:一纸求贤令,“白衣少年”入秦

但凡秦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在将秦国之前的荣勋交付给下一代手上时,所交付的还有那份“强秦”的心愿。秦孝公接的是献公的班,只是孝公接班时的秦国状况并不好,甚至一度要被强大的邻居魏国赶回陇西之地。

战国初期,魏国实力非常强盛,强盛到什么地步,秦国近两千里土地被魏国吞并的勉强只剩下八百里秦川之地,不仅如此,河西之地包括函谷关在内,同样归划为魏国所有。函谷关对于秦国的重要意义前文已经提到过,所以秦国历代国君都将夺回河西视为最大心愿。

秦献公和强魏死磕了一辈子,终于在生前最后一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夺回了河西。但由于秦国连年战争国力消耗巨大,即使夺回河西也并不能够改善秦国当时的贫弱和不安定,甚至是徒增负担。秦孝公看到了胜利景象之下的隐患,秦国败不起了!所以继位秦公之后,孝公万般无奈之下将父亲毕生心血“河西领土”拱手相送魏国,以为秦国求得喘息之机。

所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秦孝公的暗自立誓与隐忍是为了有朝一日重夺河西,占据函谷关,甚至再在东出的路上往前迈进一步。

为了实现秦国复兴,孝公继位不久就向东方诸国发布了《求贤令》,被称为战国第一雄文的《求贤令》中曾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言简意赅,赤诚一片。

此时的魏国在干什么呢?

魏国丞相公叔痤临死前为魏惠王举荐了一位不出世的奇才,然而这位奇才魏惠王并未放在心上,公叔痤便言:“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公叔痤比魏惠王清楚这位奇才能搅弄多大的风云,“不用便杀”也算是他最后的谏言献策了。可惜,魏惠王既没用也没杀,还放任这位奇才去了秦国。秦国因为这位奇才的到来迎来了转机,并彻底打破了秦魏之间的政治格局。这位奇才就是商鞅。

秦孝公元年,商鞅因《求贤令》入秦,五年之后,这位“外来者”开始在秦国大地上实行变革,推行新法。

商鞅在秦国从军事、农业、法令、政治体制各个方面入手,进行了一场非常彻底的变法,正是因为彻底,才能将以往秦国身上残存的“拖累”去掉,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秦国。然而新与旧之间从来都存在矛盾和冲突,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彻底”变革终究还是要触动旧势力的利益,最终,新仇旧恨积压多年,商鞅个人也在秦孝公死后未得善终。

那么,商鞅的新法是如何触动旧势力利益的?

军事上,新法首先废除了官爵的世袭制,重新制定了军功爵制度。也就是说,凡是没有军功的旧宗室贵族,一律解除贵族籍,取消官爵世袭特权。有功者赏,无功者就不要占用国家资源了!农业上,新法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废除“井田制”就意味着授田于民,以往那种贵族可以随意在土地利益上“插一脚”的状况不允许再出现了。

以上两条算是比较实际的施行条例,新法在加强集权政治制度方面同样做了很多规定:设立郡县、取消分封制度,地方官的生杀大权完全被交到国君个人手里,加强了国君对地方的控制;统一度量衡,新法规定了标准的度量衡器,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一件标准的量器;彰名法令,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了《秦律》颁布全国,上行下效。

“商鞅变法”影响深远,这既是秦国的“拐点”,也是整个历史的拐点。变法大成之后的秦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迅速追赶东方大国,秦孝公迁都咸阳又何尝不是在“秀肌肉”。而秦孝公与商鞅那种“公如青山,我为松柏”的搭档关系则充分凸显出秦孝公的王者魄力,商鞅更是纵然身死,也以一己之力奠定了秦国的法制根基。

秦孝公时期,秦国与魏国在“漫长”之中看似非常细小的变化,实际上非常微妙。如果要抱憾站在魏国的立场上说上一说,魏惠王当年是真不应该给秦国那一丝喘息的机会!

 

秦昭襄王:赌一把,说不定就赢了呢?!

众所周知,迁都咸阳之后的秦国是真正开了挂。秦惠文王不仅将曾经欺负秦国的魏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还出兵灭了蜀,这一下,秦不仅没了“巴蜀之饶”,还大大增加了国土面积和经济实力。秦国的历史线走到惠文王和昭襄王这段时期,可谓鼎盛,司马迁“吹灭读书灯”,也知道自己的《秦本纪》快收笔了。

当时的全国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整个战国时期,最先独霸一方的是魏国,但随着东边的齐国和西边的秦国经过变法逐渐崛起,魏国的霸主地位被动摇,与齐国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更是让魏国把头往后缩了缩,从此不敢再称大哥。魏国之后,赵国经赵武灵王改革,“胡服骑射”让赵国所向披靡,至此,战国出现了秦、齐、赵三个大国并立的局面。

这一时期从内来说,优秀的外交人员正奔走于各国发表自己早已构思好的外交辞令,在一种“你来我往”之间,大国谋利益,小国求自保,这些“功绩”主要被加在了纵横家们的名字之上;从外来看,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打得越来越激烈,至于打谁,怎么打,还是建立在上面所提到的“合纵、连横”外交政策上。大国并立,人们最怕的是一家坐大打破平衡局面,况且这其中还掺杂着不少隐秘的个人情绪。所以,“战国三巨头”在对彼此大动干戈之前,先挑了些软柿子捏。

以秦昭襄王时期来说:垂沙之战,秦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秦获得了楚国大量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观津。

秦的崛起给了其余六国不小压力,被打怕了的六国当然动过合纵灭了秦的心思,秦国要有应对之法。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范雎为相,在外交上改行“远交近攻”策略,估计昭襄王心里明镜似的:盟军大多各为其利,不过“乌合之众”,客观来看,还是我逐个击破的办法可行性要高一些。赌一把,说不定就赢了呢?!

“乌合之众”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起码当秦军加入燕国“乐毅伐齐”联盟组织的时候,肯定不希望自己输,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联盟竟然是战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合纵。六国对秦的合纵从未真正成功过,采摘胜利果实的秦国估计也倒吸一口凉气:还好打的是齐,不是秦。

乐毅大败齐军直入齐国都城临淄,这也就意味着秦、赵、齐三大国并立的平衡被打破了。战国剩余的重头戏无疑要在秦、赵之间上演。

公元前262年,因为赵国接了韩国“上党郡”这块烫手山芋,秦赵两国在长平发动了战争。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战役,从赵军惨败的结果来看,虽然这次战争的参与者只有秦、赵两国,但长平之战无疑成为战国最后的转折点。因为,从“七国争雄”到“三国并立”再到“两国对抗”,赵国问鼎中原的梦从此破灭,秦什么时候统一中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

如果暂不探讨战略、战术、军事、政治得失,长平之战还给许多未曾完全丰满起来的历史人物形象画上了最后一笔:廉颇的抱憾而归、赵括的纸上谈兵,以及白起的盛极而亡;若要继续探讨秦国“拐点”的问题,那么范雎拜相,白起为将,削弱六国,秦昭襄王的确是秦统一六国最有力的推手。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

都说战国的历史不如春秋“可爱”,大约是因为杀伐之声始终响彻在战国的上空。但“统一”是趋势,只能说,结束自春秋长达500多年诸侯割据局面的任务被历史“交”到了秦国手上。

秦国能够一统六国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因素并非人为可以控制,秦国只能在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做好自己的事。虽然命运多次眷顾过秦人,但秦人自身是无法预料这种眷顾的,这是偶然性。他们只会在机会来临时,敏锐捕捉,牢牢抓住,这是天下最终能一统于秦的必然性。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将“尽人事”做到了极致。

西汉的贾谊出于以史鉴今目的写下的《过秦论》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其中“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句一直是秦王嬴政最终为何“威振四海”最具信服力的解释。

“六世之余烈”是说秦国从秦孝公到嬴政(不包括只做了三天秦王的秦孝文王),历代国君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并且每位国君都最大程度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以这六位国君中任期最短,同样都只做了三年秦王的武王和庄襄王为例:举鼎而亡的秦武王在任期内从韩国手中夺下了军事重镇宜阳,为秦国打开了中原大门;秦庄襄王建东郡,为秦始皇最后的统一战争消灭了六国再次合纵抗秦的隐患。在“统一”前昔,相比其余六国,秦国的国君还是永远绷紧着一根弦,坚守着秦人“逾陇”的那种精神信念。

故事说到此处,不少人会觉得嬴政不过是个没有感情的“六国收割机”,先人都把事做到这个份儿上了,你再不统一能说得过去?嬴政用实际行动向大家稍作了解释:“富二代”不等于“败家子”,给我十年时间,我就能迅速统一全国!

秦始皇嬴政13岁登基,39岁一统六国,虽然看起来他有26年的时间去“灭六国”,但实际上从他继位到公元230年之前,秦国的朝堂一直在上演权力的游戏。等腾出了手,嬴政开始发动了统一战争。

秦始皇灭六国用的还是昭襄王的老办法,远交近攻,逐个击破,具体实施方针是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除了军事上的实际行动,秦国还尝试过从内部瓦解六国,“双管齐下”。其中过程自不必细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先后灭了赵、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与六国分别的决战,其中间隔时间最久的也只有5年时间。最终,六国均灭,秦统一中国。

我们现在如果要直观感受秦“大一统”的气势,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秦最耀眼的光环。

然而,人们总乐意为台面上的“鲜亮”买账,却少有人愿意去深究“耀眼”背后无数次的“黯淡”,秦国正是因为曾从绝境中迸发出勇气,所以才有了“通三川,窥周室”的资本。

600多年“不屈”的信念让野心与坚韧共存于秦国的血液之中,想必那句“于后世千秋万代每一户人家的窗台,我大秦的明月,必朗照之”也并非狂妄之言!

汉的贾谊出于以史鉴今目的写下的《过秦论》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其中“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句一直是秦王嬴政最终为何“威振四海”最具信服力的解释。

 

来源:《艺术品鉴》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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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

大风波,小插曲。兴衰治乱,曲折历史上被铭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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