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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东进与东出

 

东出:函谷关的象征意义

先秦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在给世人留下五千字《道德经》后,只身骑一头青牛西出函谷,至此“莫知其所终”。

老子西出的函谷关位于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这是中国历史上先后所设立的三个函谷关中最早的“古函谷关”(函谷关历史上有三座:古函谷关也称秦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距三门峡市约75公里;汉关东移至洛阳新安县,西距秦关150公里。另一处叫做魏关,遗址距秦关北5公里处,但在建设三门峡拦洪大坝时已被淹没不复存在)。

总之,函谷关从西周时初设,便是西去长安、东达洛阳的咽喉要道,也是千百年来烽烟际会、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

让函谷关在历史上名声大噪的除了老子还有很多人。

从军事来说,战国时期,秦孝公从魏国手里一举夺下崤函之地,并在崤山至潼关段的涧谷之中设置函谷关;战国七雄中的其余六个国家曾经联合起来对抗秦国,但秦国以函谷关天险为依靠,成功抵御六国联军攻势;再后来,秦汉之际,一句“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为汉高祖刘邦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序幕。

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安史之乱”时唐军与叛军的“桃林大战”等重要军事行为都与函谷关有关。文化上,唐太宗、唐玄宗、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司马光等人临关之后的诗意感慨更是不断提醒着人们:函谷关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小关口”。

战国时期,秦函谷关的名声是伴随着秦国的崛起而得以闻名天下的。秦与函谷关的特殊关系与其“九都八迁”不断进行国土扩张以至最终定都咸阳有关。对于秦人来说,函谷关是秦国东边的大门,把控函谷关意味着掌握主动权,意味着自己不会沦为一块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我们再大胆一些。如果将秦国跌宕起伏的发展史当作一首诗来看待,函谷关则无疑是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象征,且函谷关的象征意义内涵丰富,可以深挖,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深挖和解读中,我们似乎可以触碰到一条隐藏在秦国不同发展时期秦人微妙的心理变化线:弱小时隐忍,守函谷以求自保;强盛时纵横捭阖,以函谷为起点,伺机东出。

影视剧中,秦孝公面对商鞅带着些许试探又充满野心的一问:“秦国可否一统天下?”这其中实际包含着孝公对当时秦国国力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他将东出意图显露出来的基础。不仅秦孝公,他之后的任何一代秦国君主都有将东出意图显露出来的资本。

事实上,战国时期哪个诸侯国在国力强盛的时候没动过“一统天下”的念头?“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之态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少了些波折过程和逆境中迸发的勇气,便总觉得故事稍显单薄,如同烹饪的过程中漏放了盐一样,没滋味。

秦在没有资本与中原诸国相较量的早期,走的是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样的路数,这种路数可以称之为“隐忍”。既是“隐忍”,便是并未付诸台面之上的暗潮涌动,秦国的故事也因此有了看头。

“东出”函谷关的意图某种程度上约等于“霸天下”的意图,所以探寻秦国“隐忍”的源头,实际上也就是在找秦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霸天下”的意图。

秦国的“霸”业往上追,最早可以到秦穆公,这是秦人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称霸的时期;往后探则是众所周知的秦王嬴政灭六国,最终完成秦国霸业。然而,相比文献的客观记载和有迹可循,要在整个秦国历史上找到那个非常主观的“霸”意图的初次显现,实在并非易事,这一点,学术界讨论的也甚少。

但我们或许可以从秦“九都八迁”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实物和文献里去找一找答案。“九都八迁”是秦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实实在在走过的路,秦的“东进关中”路线决定了我们的脚步应当是往西而去,应当以始建秦国的“西垂”为故事的起点。

 

东进:翻越陇山时,秦人在想什么?

“西垂”,一般泛指一个国家的西部边疆地区,但由于历朝历代的版图不一,西垂具体所指地方也不同。以目前中国的版图来看,西垂指的基本是我国的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但隋唐之前,西垂特指甘肃的礼县、西和一带。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位于甘肃礼县城东12公里处的大堡子山,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四座规模非常大的秦公墓,另有中小型墓葬200座以上。如此大规模墓葬群的面世让人首先联想到了《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人祖先最早居住在“西犬丘”的记载,因为“西犬丘”指的就是今天甘肃礼县一带。

经过分析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大堡子山发现的秦公墓应当是秦仲、庄公或者襄公的陵墓,根据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国君和贵族的墓地基本都在都城附近的说法,秦早期的都邑“西犬丘”及宫殿“西垂宫”都被锁定在大堡子山墓的附近。而秦仲、庄公或者襄公都是秦国非常早期的国君。

如今查阅关于秦国历代国君的记载,首列其位的是“秦非子”,史书对这位始建秦国的君主记载有限,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大抵不外乎“第一位掌舵人”“善养马获封秦地”“秦国始封君”等等。秦国历史上,纵然有不少有所作为的国君在推动着秦国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相比他们,初创者似乎更为艰难。

说初创更艰难或许有失偏颇,却也是客观事实。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曾这样认为:“与戎狄的较量,与东方的角逐,始终是秦人发展史上重要的两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在变法之前,前者在对外战略上长期被优先考虑。”

因为居住位置的原因,秦与戎狄的较量持续时间非常久,即使到秦穆公时期的秦国已经在关中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且“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仍然没能完全灭了西戎。举一例子,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戎八国”之一的义渠甚至到战国时期还在与秦国周旋。

那么,穆公“霸西戎”之前的国君都遭遇了什么?

周宣王五年,周天子以秦仲公为大夫,令攻西戎,次年,秦仲公战败而死;周宣王七年,秦庄公率兄弟五人及周朝兵马七千人,击败西戎,因此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周幽王之乱时,犬戎进攻镐京,秦襄公以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以封诸侯,后来秦襄公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750年,秦文公派兵讨伐西戎,西戎败逃,秦文公因此得以将秦国地盘扩展到了岐山……

与东方诸国是角逐,与戎狄却是较量,之所以是较量,是因为其中掺杂着秦人的血和泪。西戎是噩梦,它却让秦人更加清醒,秦人将对现实清醒的认知转换成了我们所理解的“好勇尚武”。对秦人自身来说,“好勇尚武”则是将地域劣势反转成为优势必然要使用的手段。

“戎狄”曾是东方诸国对秦的蔑称,然而秦本身并不是西戎国家,它是货真价实的东方民族,只是在西周穆王时期,曾“西迁陇右”。

古代人以东为左,西为右,陇右从地理上说的也就是陇山以西的地方,秦人早期所居的城邑基本都属于陇山以西的范围内。在不断的发展中,秦人开始越过陇山,朝着周人的根据地关中一步步迈进。

王国维《观堂林集》中认为:“未踰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陇山是秦东进路线图上凸起的一个明显地标,现在陇山两侧先后出土的大量秦墓也体现了秦人在陇山两侧崛起的事实。

感性一些来说,陇山两侧留存的不仅是考古资料,这里更是秦“精神性”的生成地;客观角度看,秦人“精神性”的不断形成和他们用脚步丈量路程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再次返回到上面所提到的“霸”天下的问题。“意识”的开端是否也在此时,也与“逾陇”有关呢?贾俊敏《陇山两侧的考古发现与秦人霸天下观念》一文曾写道:“秦人或早至襄公、文公时期,就萌生了‘霸天下’的意念,逾越陇山占据周人根据地关中是其实施‘霸天下’的第一步。”

一个关口、一座山,东进与东出仅一字之差,秦国却走了几百年。

 

来源:《艺术品鉴》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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