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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的“座主”与“门生”

我国古代的师生关系与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科举时代的所谓师生、师弟子,往往是指中榜的考生与主考官及阅卷官之间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座主门生”条说:“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唐代所谓“有司”,就是主持礼部试的知贡举。座主门生的称谓大约出现在盛唐,至中唐以后形成较稳固的关系。到了明清,中第的举人和进士则称呼主考官为座师(与座主同义),称同考官(又叫房官或房考)为房师,自称门生或弟子。

“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肇始于科场,延伸及官场,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诸多影响。互称座主门生在宋代以后受到禁止,其影响亦有所减弱,但一直被科举士子所看重,在人际交往与官场博弈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中晚唐时期,其负面影响更是备受诟病。本文举例谈谈唐五代时期的座主与门生关系。


唐代座主的尊荣


唐前期常科的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下),因地位较轻,难以服众,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改由礼部侍郎知贡举,或以其他四品清资官、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权知贡举,这就提高了主司的声望与权威。而且唐代的知贡举从命题阅卷,到斟酌取舍、排定名次,基本上一人包揽,权力非后世考官可比拟。自中唐以后,座主的地位日益提高,不仅受门生的尊戴,也被朝官所羡慕。

中唐名臣权德舆不由科举出身,却在德宗贞元末连知三科贡举,录取的门生有不少人官至卿相,当时士大夫对其羡慕不已。权德舆死后,门生杨嗣复为座主文集作序说:“及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七十有二,鸾凤杞梓,举集其门,登辅相之位者,前后十人。”晚唐时期牛党的代表人物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都是权德舆的门生。王起“前后四典贡部,所选皆当代词艺之士,有名于时”。其门生周墀称赞为“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唐摭言》卷八记载,萧昕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后于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以礼部尚书放榜,“二十四年载(通‘再’)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

新榜座主还常常率领门生拜见自己的座主,这既给自己长脸,也为座主争光。高郢贞元十六年(800年)知贡举,带领门生去拜见他三十八年前的座主萧昕,门生白居易赋诗记其事。宋人洪迈感慨道:“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容斋五笔》卷七)据《旧五代史》卷九十二,裴皞于唐末光化三年(900年)中进士第,后唐庄宗时任礼部侍郎,多次知贡举,宰相马裔孙、桑维翰都是他的门生。后来马裔孙当主司,率新进士拜见裴皞,裴皞赋诗道:“词场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传为科场佳话。

唐人既然以知贡举、当座主为荣耀,反之就以家族不出座主为遗憾了。《唐语林·企羡》记载,范阳卢氏自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至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然而世谓卢氏不出座主,自唐来唯景云二年(711年)考功郎中(应为员外郎)卢逸知举,后无继者”。《北梦琐言》卷九也说,卢氏衣冠第一,而历代未尝知举。僖宗朝卢携任宰相,以宗族无人当主司为憾事,就推荐族侄陕虢观察使卢渥(一作卢沆)知贡举。岂料黄巢攻占长安,僖宗避难入蜀,举子星散,卢渥最终没能当成座主。赵崇戏谑卢渥说:“阁下一出娘胎就没有做主司的命。”


门生拜见座主的仪式与风俗


宋人费衮《梁溪漫志》卷二“座主门生”条云:“唐世极重座主门生之礼,虽当五代衰乱,典章隳坏之馀,然故事相仍,此礼犹不敢废。”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说:“进士及第后参拜主司,在大历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仪式。”整个仪式包括拜见座主谢恩、中书省过堂(拜谒宰相)和宴请座主等,接着还有曲江宴游、雁塔题名等一系列庆贺活动。下面略作介绍。

1.谢恩。《唐摭言》卷三“谢恩”条记载:“状元以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名片)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以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以下,各各齿叙(按年龄大小排位次),便谢恩。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遍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本人及第名次与主司当年相同曰传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之后,门生还要再次登门拜谢。这一天,主司才逐个告知是某官员举荐了某举子,以便让及第者对自己的举荐人表示感谢,这是唐代科举特有的通榜制度。主司对破格录取的也要明确告知,这既可显示主司的公正,也似乎带有某种暗示,让门生感戴自己的拔擢。在门生拜谢座主之后,皇帝正式下诏之前,新进士们每日聚会两次,都到座主的府上谒见,直到三天以后,座主坚决叫停,谢恩仪式才算结束。

2.宴游。门生向座主谢恩后,接着举办各种名目的宴会,首先要宴请座主。《唐摭言》卷三记录了十种宴会名目,前三种都是宴请座主及其家人。一曰“大相识”,就是宴请座主及其父母;二曰“次相识”,是宴请座主与其父母一方(另一方故去);三曰“小相识”,即宴请座主及其兄弟。宴请的地点有时在“期集院”,预先在座主家附近租一个大宅院,置办丰盛的酒食,醵罚钱(份子钱)由门生集体凑上。还要推选录事一人,负责督酒主罚,多由状元担任,其余主宴、主酒、主茶、主乐,也都从同年中推举。此外,新进士“过堂”时由座主率领拜见宰相,也都有酒宴安排。待敕命正式颁下,便开始了曲江宴游的狂欢活动,届时皇帝亲临,百官与市民争相观看,长安城几乎半空。此时的主角则由座主转换为门生。

3.赋诗。唐代举子登第后,门生与座主之间经常会有诗歌酬唱。门生的诗多是称赞座主擢拔孤寒、公正无私,抒发金榜题名的喜悦以及对座主的感恩。座主的诗则以得人为骄傲,称赞门生的才华,预祝其前途无量。

王起前后四次知举,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他第三次放榜,取中新进士22名。此时他二十年前的门生周墀已官居华州刺史,特意寄来贺诗,对于座主的提携,周墀这位老门生“忝沐深恩”,未敢忘怀。再看那22位新门生的和诗,其中有一半用了感恩、受恩、恩德、恩门、恩波、恩光、恩私等词(《唐摭言》卷三)。如樊骧的诗写道:“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唐代进士分甲科乙科)。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环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将报德是经营。”

裴贽曾三主贡举,被称为“三榜裴公”,他的门生王涣等人后来官职升迁,给座主献诗祝寿说:“青衿七十榜三年(裴贽三举共取门生68人),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到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贽答诗云:“谬持文柄得时贤,粉署(尚书省别称)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肯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门生对座主的感恩与报恩


唐代举子一旦考中进士,入仕做官,就会对录取自己的座主终身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报答座主及其家人。柳宗元在给座主顾少连之子的信中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与顾十郎书》)门生们是如何对座主报恩的呢?且看以下事例。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令狐峘是初唐名臣令狐德棻的玄孙,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任礼部侍郎知贡举,恰逢放榜那天被贬官,来不及举行拜见座主之礼。令狐峘后来再贬衢州(今属浙江)别驾,刺史田敦正是令狐峘二十年前的进士门生,他与座主从未谋面。听说令狐峘要来,田敦高兴地说:“始见座主。”补行门生拜见座主礼仪甚厚,每月还拿出一半俸禄孝敬座主。此时令狐峘年已衰老,屡遭贬斥,还成了自己的下属,但田敦不以势利待人,尊师重道,堪称名副其实的敦厚君子。

萧遘是开元时宰相萧嵩的五代孙,他在咸通五年(864年)考中进士,当年的座主是王铎。黄巢占据长安后,萧遘随唐僖宗避难成都,升任宰相。两《唐书》本传都记载了萧遘尊师的一段佳话。在成都时,萧遘与王铎同为宰相,某次僖宗召见宰臣,王铎因年事已高,上台阶时不慎跌到,萧遘急忙上前将王铎搀扶起来。僖宗高兴地说:“辅弼之臣和,予之幸也。”并称赞萧遘“善事长者”。萧遘答曰:“臣扶王铎不独司长。臣应举岁,铎为主司,以臣中选门生也。”僖宗笑着说:“王铎选的是进士,朕选的是宰相。卿都当之无愧。”门生尊敬座主虽说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但并非人人都能恪守,尤其当门生身居高位以后。就此而言,萧遘的尊师在当时具有示范意义。

唐代门生大多怀有对座主的感恩之心,却未必都有能力有机会报答座主,为此而抱憾终身者有之。白居易晚年在《重题》之四中写道:“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陈寅恪先生评论说:白居易“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可见门生对座主的报恩在唐代已形成一种社会意识。

然而,“门生、座主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现实的政治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因利益驱使,不念师恩的事也时有发生。钱易《南部新书》己卷记载:“崔群是贞元八年陆贽门生,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而黜陆简礼。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长成,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崔群也许是为了避嫌,但连夫人都讽刺他忘恩。再如咸通五年(864年)登第的韦保衡,因当了驸马而官运亨通,数年之内官居宰相,恃恩弄权,排斥异己,连座主王铎和同年萧遘也都遭其摈斥。其薄行寡情与同年萧遘的尊师形成鲜明对比。


座主门生带来的弊端


唐代的座主门生关系往往引发一些弊端,受到当时及后世的诟病。如前文提到的萧昕,自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一任座主之后,二十多年门庭冷落,突然有牛锡庶、谢登两位举子向他行卷,自然十分欣慰,恰巧他又奉命再主礼闱,于是就许诺二人及第,还把状元给了牛锡庶。又如开成四年(839年)崔蠡知贡举,因宗人崔某愿意出资为主司解燃眉之急,盛情无以回报,就将崔某选为状元。在中晚唐,类似的“座主门生,沆瀣一气”的科场徇私还有不少,这既是当时的制度缺陷所造成,也与座主门生的相互利用直接相关。

座主门生带来的最大弊端是官场朋党。令狐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及第,皇甫镈首先发达,就荐举令狐楚、萧俛同为翰林学士。皇甫镈当宰相后,又援引令狐楚为宰相、萧俛为御史中丞。接着皇甫镈、令狐楚又一起力荐萧俛,“自是顾眄日隆”。穆宗即位,因令狐楚的推荐,萧俛拜为宰相。此时皇甫镈因奸邪被贬,且将杀之,经萧俛营救,免去死罪。“物议以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萧俛之故,无敢措言。”(《旧唐书》卷一七二)

晚唐最大的朋党是“牛李党争”,而牛党便是由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缔结而成。其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旧唐书·杨嗣复传》)。牛僧孺当宰相后,又让杨嗣复知贡举,录取门生68人,后来多至达官,培植壮大了势力。牛、李两党势同水火,在朝廷上此消彼长,相互争衡达四十年之久,导致晚唐政局日益衰败。牛李党争的背景十分复杂,孰是孰非也应具体分析,但在对待座主门生等科举陋习的态度上,李德裕则是旁观者清。会昌三年(843年),李德裕上奏,主张禁止及第进士称主司为座主并趋附其门,指出“树党背公,靡不由此”。并建议“今日之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并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唐摭言》卷三)。唐武宗降敕批准。但四年之后李德裕被贬,一切又“悉复旧态”。

唐宣宗、懿宗时,开始出现“敕赐及第”,“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唐摭言》卷九)从此开了“天子门生”的先例。五代后唐时,朝廷再次明令限制举子与主司互称座主、门生,并由朝廷出资举办闻喜宴,禁止门生宴请座主,目的是淡化座主门生的固有观念。直到北宋初年,宋太祖在礼部试后增加殿试,将最终取士权由礼部收回,及第进士全部成为“天子门生”,要感恩也是“浩荡皇恩”。虽然宋、清两代都曾对座主门生的关系申以禁令,但座主门生在科场的徇私从未绝迹,在官场的相互依附仍旧存在。然而与唐五代相比,后世的座主已风光不再,门生的报恩也变得理性而潜在了。


来源:《文史天地》201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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