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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西装,印度帽(二)

接前文《和服,西装,印度帽(一)》

左/少年徐志摩和服照

右/头戴印度帽的徐志摩(右一)与泰戈尔、林徽因合影

 

当初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可是看他与张幼仪的合影,两个人从着装上倒都很洋气。特别是张幼仪初到英国时的打扮,无论是个人照还是与徐志摩合影中的西式女装,都称得上时尚高雅,丝毫看不出徐志摩所谓“土包子”的痕迹。当然,这可能是徐志摩刻意为张幼仪量身定做,意在拉近二人的距离,或可以给别人看。

换个角度看,志摩跟幼仪的西装合照,洋气是洋气,可总觉得“摆拍”的痕迹明显,不那么自然,特别是张幼仪乃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生活习惯、个人气质都跟西化不着边儿,所以看幼仪后来的中装照,就顺眼多了。幼仪虽然算不上美女,而一旦穿上旗袍,梳上发髻,东方女性的气质之美就立马显现出来了。我总是想,如果志摩能“忍”过青年期,等人到中年,欲与美的需求淡下来之后,会不会重新打量自己与张幼仪的婚姻呢?

到了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婚姻,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一帧合影却又显示,小曼是中式旗袍加西式婚纱,志摩则是马褂长袍,这与他回国之后多着中装的习惯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陆小曼花容月貌之外,着装上倒是并不崇洋,看她的照片,也多为中装,只是款式新,时尚而得体。当然,跟那个年代的风俗一样,他们也往往会取中西合璧式,譬如外面着中式的长袍长衫,而裤子、皮鞋甚至一些小点缀又是西式的,这也符合那个年代新式文人的着装风格,或者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点东方本位甚至“中体西用”意识?

除了照片,不少友人也通过文字留下了对志摩着装的印象,同样说明这位追求时尚的诗人对衣装的看重。

徐志摩第一次从英国回国那年,梁实秋在清华看到的徐志摩则已换上了中装,他的描述极为细腻传神:

 

“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是在我从清华学校毕业的前一年。徐志摩刚从欧洲回来,才名籍甚。清华文学社是学生组织的团体,想请他讲演,我托梁思成去和他接洽,他立刻答应了。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梁实秋《徐志摩与〈新月〉》)

 

同时期也成为志摩友人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在志摩去世后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其中也写到了志摩的样子:

 

“志摩从松荫下走来,一件青呢夹袍,一条细手杖,右肩上斜挂着一个小摄影盒子。” (王统照《悼志摩》)

 

这句话信息量甚大,不但衣服是中式的,还有一条风雅的手杖,从那肩上斜挂的“摄影盒子”是不是还能看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志摩还是中国最早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这从志摩自己的书信中也能找到证明,不过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许君远也曾在文章里描述过自己这位老师的风度,先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徐志摩陪泰戈尔在北京讲演时的样子:

 

“他那颀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上额稍突的头部,与那齿音很多的不纯粹的京音,已予我以深刻的印象。”

 

到第二年冬北大红楼讲课时,他的印象则是:

 

“但‘诗’是讲的不很出色,虽然选课的人也不少。不过他的谈吐很有趣味,说话也没拘束,尤其讲到某文学家的轶事琐闻,特别令人神往。他喜欢雪莱,关于雪莱说的十分详尽(按:此文开端还讲到徐志摩说‘雪莱天性极醇,肯以十镑金票,折叠成船,放在河里教小猫坐’)。他甚至于说到雪莱之作无神论,《小说月报》误作‘雅典主义’,‘被缺德带冒烟的成仿吾见到了’(他喜欢说北京俏皮话的),于是乎大开笔战。时候是冬天,他穿的是紫羔青绸皮袍,架着浅黄玳瑁边眼镜,因为身材高,他总是喜欢坐着,坐在讲台桌的右面。对于装饰他很讲究,不过对于衣服他并不知道珍惜;鼻涕常常抹在缎鞋上,而粉笔面永是扑满于前襟。这种种很能代表出他那浪漫而又清雅的个性,很能表现出他那优美可敬爱的灵魂。”(许君远《怀志摩先生》,原载1931年12月10日《晨报·学园》,据舒玲娥编选《云游:朋友心中的徐志摩》,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由这段绘声绘色的记载,可知志摩虽然富足、时尚,着装讲究,可也有无意中流露散漫、随性甚至邋遢的一面。

徐志摩不止自己着装讲究,对别人的着装也比较留意。他在英国拜访曼殊菲尔时,尽管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他还是仔细捕捉到曼殊菲尔包括着装在内的种种细节,他看到曼殊菲尔烁亮的漆皮鞋、闪色的绿丝袜、枣红丝绒的围裙、嫩黄薄绸的上衣、尖开的领口,以及挂在胸前的一串细珍珠和齐及肘弯的袖口,甚至还细致描绘了曼殊菲尔的黑发和发式,略带夸张地表示曼殊菲尔头发的美是他“生平所仅见”。徐志摩另一个学生何家槐回忆说,老师对他的关怀还包括改变生活习惯的劝说,比如穿衣服不要太随便,起码要成个样子,等等。

 

从某些方面说,衣装的确是一个人心性的延伸,虽然不能由此窥察其全部人格,毕竟也算一个有趣的角度。不过那只是在正常情况下,遇到无力支配包括着装在内的个人行为的时候,那就只好另当别论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因坠机意外身亡。那次仓促之行,竟未遑照料自己的行头,死后蔽体的寿衣在朋友们眼里更是“全然不相称”。一生追寻自由和美的志摩,不意最后陷入此种无奈和尴尬。

本来,徐志摩最后离开上海的家,就先与陆小曼有过一番争吵,自然是走得匆忙。当晚在友人张歆海家停留时,因屋里热而脱去长袍,女主人韩湘眉看到他穿的是一条又短又小的西装裤子,腰间竟然还有个窟窿……裤子不合身,穿上外衣也就遮掩过去了。飞机在南京机场停留时,有机场职员见过徐志摩,说是他乘机时穿的是长袍,外罩黑呢子大衣。

谁也想不到的是,飞机在济南南郊失事了,徐志摩连同两位司乘人员全部遇难。在后来关于诗人死后的种种描述中,也有人提及志摩的遗容和遗物,不难想象飞机撞山起火后狭窄机舱内的惨烈情景,以至于“遗物仅剩丝棉长袍一块,长二尺宽一尺,四围有烧痕。衬衣剩两臂及脊部一条,袜一只”(《诗人遗容未现苦楚——张奚若君谈话》,《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5日)。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闻讯后,当夜乘胶济铁路火车赶往济南,翌日在济南一个小庙里,见到躺在棺木中的诗人:

 

“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与额角上那个小洞,皆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公报》1934年11月21日)

 

多年后,沈从文又在《友情》中回忆当时场景,描述略有不同,比如写到棺木中的志摩:

 

“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

 

同时也对志摩最后的着装说了几句感慨的话:

 

“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不必说穿什么寿衣自己做不了主,身后所有一切又能如何?诗人逝世快有九十年了,这期间世事巨变,声名毁誉亦几经反复,想想他最后那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寿衣,不妨说也成了一个隐喻。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杭州午山

 

(全文完)

 

来源:《书城》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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