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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名人生活 在世界静止时书写非凡人生

1630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蔓延的瘟疫导致6000多人死亡

 

在古代欧洲社会,由于医学技术和理念的落后,政府几乎无力控制疫情的蔓延。每当瘟疫降临,统治者能够采取的措施仅限于掩埋暴尸骸骨、开仓放粮、发放赈灾物品等进行补救,除此之外基本无计可施。直到15世纪,欧洲人才在同黑死病的斗争中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和行之有效的检疫和隔离制度。

人类付出沉重代价摸索出的最重要经验,就是在疫情时期,身在疫区的健康者,将自身与外界尤其是病人隔离。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爆发时,“大街上根本看不到任何身穿官袍的人……在这个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待在家里。”“在预防接种未发明以前,与病人的隔离虽然觉得有点消极,但不能不说是最彻底的预防方法……在今天说来,仍属重要。”隔离,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

1350年—1353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黑死病为大背景,创作了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主义著作《十日谈》,主人公就是一群与瘟疫隔离的人: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黑死病流行。10名男女为了躲避城市中的传染病,来到乡村一所别墅。他们终日宴饮玩乐,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时间一共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讲述喜剧式的平民生活,嘲讽教会传播黑暗和罪恶,赞美爱情的美好和高尚,看似编撰,却脱胎于现实。零散的市井故事因为有了黑死病的背景,平添了几分魔幻色彩。

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有过因疫情而长时间居家隔离的经历。在普通人看来空虚荒芜的面壁时光,却在他们的人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难得的独处时间,成就了不少改变世界的大事。

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他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震动了罗马教廷。右图为该书扉页。

 

伽利略:被中断的出版之路

1630年5月,伽利略刚刚完成《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他在罗马度过了8周,为了书的出版事宜四处周旋。6月16日,《对话》通过审查,伽利略拿到神父签过字的书稿、出版许可证,以及教皇本人的修改意见:书的前言和结论必须改为支持教皇的科学哲学。伽利略拿着书稿匆匆离开这座城市回到佛罗伦萨,以躲避黑死病滋生的罗马的夏天,他计划到了秋天再赴罗马。

令伽利略没有想到,过去一年中在米兰和都灵如幽灵般出没的黑死病这么快就来到了佛罗伦萨。伽利略身边极熟悉的人——一名玻璃吹制工染病死了,“他的皮肤由于带黑色的斑点和一种坏死化脓的腹股沟炎而改变了颜色。”

面对黑死病,当时人们采取的医疗措施在今天看来可谓荒唐。他们给病人放血;把砒霜敷在腕关节和太阳穴;涂上混合动物粪便、玻璃碎屑、松脂和洋葱的油膏。这些方法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还不如教士的祈祷更能抚平人心。一人得病,全家死亡的病例比比皆是。为了防止传染,教堂禁止把得了黑死病的尸体埋在教堂墓地。

早在1575年黑死病席卷威尼斯时,死者就成千上万,85岁的老画家提香认为自己时日无多,提前开始安排后事。虽然腰缠万贯,他却向教会提出,用一幅大型壁画换取供自己死后使用的教堂墓地。这是一幅圣母怀抱死去耶稣的油画,即《圣母哀悼耶稣》。次年,提香死于黑死病,如愿在亲手置换来的墓地安然入梦。

幸运的是,佛罗伦萨1630年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年仅20岁的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二世没有像其他贵族那样逃跑,他迫切想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在佛罗伦萨街头,大量卫生监督员在来回巡逻,他们把染上黑死病的人送到医院,烧掉他们的衣物以阻隔传染源。染病者住过的房子被封上门窗,作记号,亲属被强行隔离22天才允许出来,由执法官分配面包和钱财以维持生计。屋外向屋内传递物品要通过系有绳子的篮筐,屋内死亡的尸体也要这样运出来。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伽利略《对话》的出版事宜自然无法持续下去,他本人有些灰心丧气,不过很快就开始根据在帕多瓦所作的“对运动的研究”,着手写一本新书(1638年,伽利略的《两门新科学》出版,揭开了物理学的序幕),同时继续他的科学通信,并经常在一些工程问题上充当大公的顾问。例如12月间,两个工程师同时提出防治河水泛滥的不同方案,费迪南二世要求伽利略从中选择最优的一个;伽利略需要就佛罗伦萨标志性建筑圣玛利亚大教堂的正面设计问题,为建筑师提供建议。

这一时期,伽利略没有停止工作,反而更夜以继日。身处修道院的女儿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您……不要太专心于您的研究,以致明显损害您的健康……应该给它一些必要的休息,以免消耗过大。”她同时给伽利略寄去药房里能配制出来,或从其他途径得到的“预防黑死病”的新药。

1630年12月,佛罗伦萨进入冬季,亚平宁山脉吹来的冷风猛烈袭击了托斯卡纳区。黑死病逐步减弱,佛罗伦萨的公共卫生执法官宣布,从次年1月10日开始普遍实行40天的检疫隔离。冒险走出家门可以被允许做的事,只有上教堂或购买食品药物。伽利略与其他市民一样开始闭门不出。

时至1631年的复活节,横行于佛罗伦萨的黑死病似乎已到了强弩之末。到了秋天,伽利略又开始忙碌《对话》的出版了。他被告知,需要把书稿再次寄送到罗马教廷,但在当时,即使是普通信件也会在公路检查站被截留或没收,更不用说来自流行病疫区的整本书了。伽利略向负责审查的神父致函商讨,最终只寄去有争议的部分,即教皇提到过的前言和结论。寄出之后,年近七旬的伽利略日日翘首以盼,然而冬天来了又去了,这本书却被束之高阁,杳无音讯。就在伽利略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等不到书稿出版时,在费迪南二世大公的协助下,他终于等来同意出版的消息。1632年2月22日,伽利略把第一本装订好的《对话》送给了大公本人,而成批的书一进入书店,就被抢购一空。他的朋友特意将自己的读后感转告伽利略: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读起,自己都不舍得放下。

1633年,以“假说”“虚构”为保护色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最终引发教皇乌尔班八世的愤怒,当然,这背后隐藏了非常复杂的宗教和政治原因。伽利略受到教廷的审判和监视,“最终承认自己不应该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日心说作为事实来推广,并承诺再也不这样做了。”1942年,78岁高龄的伽利略病逝,葬礼简陋而草率。这一年,科学界的又一颗巨星——艾萨克·牛顿出生了。

 

牛顿:身在农庄,大脑却在宇宙翱翔

“这一切都是在鼠疫流行的两年(1665—1666)中发生的,因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旺盛的发明年龄,而且是我一生中最专心于数学和哲学的时期。”多年以后,已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牛顿依然感慨那段心无旁骛的隔离时光。

1665年,牛顿从剑桥大学毕业,在巴罗教授的推荐下即将成为大学选修课的研究员,可以领取微薄的薪水。然而此时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的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这种病由跳蚤传染给老鼠,首先在英国港口城市繁殖,逐步蔓延全国。黑死病的初期症状是剧烈的头疼,眩晕,四肢颤抖,腋下和腹部肿胀,高烧,最后皮肤出现黑斑,故称黑死病。防治黑死病只能借助罗马人的一句谚语:快快地逃走,远远地避开,迟迟地归来。

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染病去世,他们的尸体来不及掩埋或是找不到健康的人来掩埋,只能被堆砌在街头。仅1665年7月到9月,伦敦4万人口的死亡率已经达到1/10。剑桥大学宣布停课,学生遣返回家。牛顿也回到位于荷尔泽普的乡下庄园。此后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牛顿身处庄园的某个小小房间,不用担心时间,不用被上课这样的琐事烦扰,专注徜徉在思想的海洋。

1665年5月,牛顿的一本笔记中最早记载了“流数”的相关内容,“流数”或“流动的量”由牛顿定名,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微积分(也有争议认为先发现微积分的是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极大地推动了数学的学科发展。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牛顿的脑袋,让他开始思考引力的原理”,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流传甚广但更像是杜撰。1666年在荷尔泽普庄园,牛顿开始根据开普勒定律进一步推论,后来提出了其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也适用于宇宙空间。牛顿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太空,开始思考月亮的轨道问题、地心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变化关系等问题。

同时进行的还有光学领域的研究,1664年,牛顿还没有毕业时就对月晕进行了观察和测量。1666年,他一直在钻研磨制非球面的其他形状光学透镜,最终得到一个三角棱镜,用来试验著名的颜色现象。这时期他脑海里第一次产生了光谱的概念。

在荷尔泽普宅第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屋里,牛顿遮住所有的门窗,在百叶窗上开一个小洞,光线很快就通过棱镜折射到对面的墙壁。起初他只把这个当作一种消遣,很快他发现,太阳光通过棱镜发生了变化,从棱镜射出的光已不再是白色,而是一束由各种颜色光组成的光带,每个颜色朝向略微不同的方向,每个颜色的光束都有自己特定的波长,牛顿小屋的墙壁上出现了光谱。

在庄园小屋隔离的18个月,牛顿从未停止思考和研究,即使最初只是出于好奇进行的某种思考或实验,都成为他之后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理论基础。

俄国文学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左图)。1830年,因霍乱被困在波尔金诺小镇(右图)长达3个月的普希金,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除了《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最后几章外,他还创作了4 部小悲剧、《别尔金小说集》和30首诗歌。

 

普希金:奋笔疾书的金色秋天

1829年初,俄国作家普希金爱上了美艳动人的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当年春天他就求婚了,但没有得到确切回复。1830年春天,普希金锲而不舍,又一次来到莫斯科求婚,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冈察洛娃被其打动,二人订婚。

1830年8月,普希金的伯父、老诗人瓦西里·利沃维奇去世,他被普希金视为自己中学和初登文坛时代的老师。处理完伯父的丧礼,普希金手头拮据,为了尽快筹齐婚礼费用,他决定立即去接手父亲转给他的一块位于波尔金诺的领土。

普希金从莫斯科出发,随身带着笔记本、草稿、提纲和写好的诗,独自一人去波尔金诺办理领地的继承手续。这次旅行最初充满迫不得已,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秋天就要来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的文学创作季就要来了。我要动身去农村,天晓得到那后还能否有时间写作。

抵达波尔金诺后普希金才知道,这份带有200个农奴的遗产不是一块独立的领土,而是一个拥有500个农奴的村庄的一部分。普希金一方面需要向法院提交申请划分产权,另一方面不得不耐心倾听农奴们对无良村长的痛心指控和抱怨,同时阅读田租报表,学习管理经营。

普希金喜欢穿着朴素的庄稼汉衣服,混入集市的人群中,跟农民们谈话,倾听盲乞丐的歌谣和新鲜生动的民间语言。这是他补充创作血液的独有方法。波尔金诺没有高山、没有深湖和古城遗址,只有“一排排简陋的农舍和坡度极小的黑土平原,”四周环绕着一些摩尔多瓦人、鞑靼人居住的多民族村落。这里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面色黝黑。普希金一来到这里,就忘记了当初的“迫不得已”,开心地投入到搜集民间素材的工作中。他经常骑着马进入邻近的小树林,记下哪个地方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的草,鸟儿的歌声是怎样的……

不久,波尔金诺爆发了霍乱,疫情笼罩下的乡村墓地出现在了作家的小说里:“哑默的石块,一座座孤坟,再加上木制的十字架,看上去这样单调而阴沉。”“一个农夫光着脑袋,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孩的棺材。”

从波尔金诺到莫斯科,一路到处都是检疫所,农舍被征用作医院。进入每个封锁区都要被强迫停留一段时间进行感染观察,普希金不得不选择留在波尔金诺,等待疫情消散。原本的短途旅行,变成了长达三个月的围困时光。

在波尔金诺,普希金远离宪兵队的窥探和记者们的政治监视,得到真正的宁静,此时,他有大把的时间把脑海中多年累积的构思付诸纸面。在这三个月中,普希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写完了《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最后几章。这部长篇诗体小说共三部九章,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堪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所著现实主义作品的前辈。

《叶普盖尼·奥涅金》之外,普希金还创作了4部小悲剧、《别尔金小说集》和30首诗歌。这些小悲剧情节紧凑,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普希金翻译了英国诗人约翰·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中的一场,并做了大的改编,写成了短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其中由主人公朗诵的诗歌部分,是其另外创作的,就是那首《献给瘟疫的赞歌》:“赞颂死亡,赞颂瘟疫,赞颂万劫不复。赞颂失败,赞颂离别,赞颂黑暗时代。面对末日的酒狂之心,潇洒的挥霍与不在乎,悲剧式的乐观与放肆。”剧中宴会主持人凭借自己无神论的强大思想,克服了对霍乱和死亡的恐惧。

《别尔金小说集》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共收入《射击》《暴风雪》《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五个短篇,这些小说篇幅短小、文字口语化,与那些华丽冗长的古典主义小说不同。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甚至不承认这是小说。普希金反对18世纪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所特有的夸张和华丽,也排斥感伤主义的过分渲染和矫饰,对浪漫主义的悲壮激昂更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是最具情感抒发意味的散文,依然要遵循明晰、简洁和朴素的原则,犹如画家笔下的快手速写。《别尔金小说集》出色地遵循了这些原则,列夫·托尔斯泰称之为“作家应当不断钻研的宝库”。

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被称为普希金创作生涯的“波尔金诺之秋”,他用作品回应了艺术评论家们所谓“普希金艺术天分已经开始衰退”的言论。在这里,普希金“把自己的回忆全部写了出来。童年和青年时代,爱情和流放生活,过去的一切都写出来,作为新生活开始之前的证明”。波尔金诺成为普希金在沙皇农奴制环境中难得的一块创作净土。

从波尔金诺回到莫斯科后不久,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结婚。莫斯科的浮华和妻子对上流社会的追逐,令他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压力巨大,他无法聚精会神创作,导致其稿费不够开支,也曾提出辞职以埋头创作,但遭到沙皇的拒绝和威胁。

1833年,普希金又一次来到给予他无穷创作源泉的波尔金诺,叙事诗《青铜骑士》、著名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和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就是此时创作的。

1883年,莫奈在巴黎市郊购置了一处房产,雇佣园丁遍植花草。此后43年里,他宅在家面对睡莲池塘日日写生创作,似乎并没有受到1918年肆虐于巴黎的西班牙流感的影响。

 

莫奈:远离喧嚣,我的眼中只有“睡莲”

数据统计显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易感人群是20岁至50岁的青壮年,这个问题曾使很多病毒学专家感到迷惑。但无论如何,1918年,79岁的莫奈已经不属于西班牙流感的易感人群,但是他深受白内障的困扰,视线日益模糊。

1883年,莫奈乘火车路过小镇吉维尼时如获至宝,吉维尼距离巴黎市区以西约50英里,宁静安详,充满自然淳朴之风,是画家心中理想的安居和创作之所。几乎没有过多考虑,莫奈决定携家人移居这里,紧接着购置房产,修建花园,还雇用了6名园丁遍植花草。在19世纪园艺热潮的影响下,莫奈把许多异域花卉移植到这里,包括来自东亚的牡丹、菊花、绣球花、兰花和鸢尾花等。20世纪20年代,莫奈花园每年的维护费用高达40000法郎。他的绘画收入不仅要支撑这样“诗意”的生活,还要承担包括长子让·莫奈、次子米歇尔·莫奈、第二任妻子及其六个子女的日常开销,因而这一时期作品产量巨大。

此后的43年里,莫奈极少离开这座花园,理想中的“桃花源”激发了他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1900年—1926年,莫奈在这里创作了超过250幅画作。

随着作品在艺术市场的空前火爆,晚年的莫奈不再为钱和订单发愁,开始跟随本心创作。很多人对这时期的作品加以诟病,好友德加也认为这些不断重复的睡莲“缺乏深度”。

这一时期,莫奈热衷于对作品进行多次修改,“精雕细琢”的实验性创作,随着画家视力下降,睡莲出现模模糊糊,如影似幻的特殊艺术效果。芝加哥艺术大学美术馆所藏《睡莲池》,创作于1917年到1922年,正值西班牙流感肆虐时期。这幅作品相较于画家1903年至1908年间的作品,在画布规模和笔触上都有不同。通过现代科技手段鉴定得出,莫奈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已经干的颜料上添加新的颜料,以增加画的厚度和纹理感,增加或移动画中睡莲的位置,不断增加花朵的层次感。在这幅画中,莫奈在绘制叶子的水面倒影前后分别添加过一次“睡莲”,画笔上通常蘸了多种颜色的颜料。1918年,西班牙流感客观上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莫奈曾表示,希望这些睡莲能让大家“紧张不堪的神经得以放松,像水面一样平静,人们犹如置身花池中央,在此静思默想。”

自19世纪80年代莫奈移居吉维尼花园起,他的艺术创作视线始终集中在花园及周边地区,画作的题材是“处在相同范围地域范围内、不同季节和光照下睡莲池和柳树”,同时在技法和创作理念上不断进行尝试和反思,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至于花园之外肆虐的大流感,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画家的生活和艺术实践。

 

直面死亡的创作

疫情之下,有人幸运地躲进“童话小屋”做着与世隔绝的梦,有的人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历史上也有不少画家不幸感染,甚至死亡。

1918年秋天,西班牙流感传染到维也纳。奥地利分离派画家埃贡·席勒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因流感去世。三天后,28岁的席勒也死于流感,这也正是西班牙流感的易感年龄。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虚弱、悲伤的席勒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家庭》,描绘了未能成为现实的三口之家。

相比之下,蒙德里安就幸运多了。1918年,以描绘几何图形著称的荷兰现代主义画家蒙德里安,不幸染上西班牙流感。病症持续了几个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道:“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品出现。”1919年,他开始使用深色线条分割色块,达到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逐渐形成独有艺术风格,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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