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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否称王? 一桩聚讼数千年的历史疑案

关于周公旦是否摄政,历史上全无异议,但他摄政的同时是否称王,则是聚讼数千年的历史疑案。

例如《荀子·儒效》中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大意:周武王去世之后,周成王年纪尚小,周公因担忧天下背叛周人于是先藏匿了成王而继承了武王的王位。周公履行天子的事务,处理决断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像本就该如此一样,而天下人并不认为他贪图王位)。

《韩非子》也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

可见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周公旦摄政并称王的说法就颇得人心。


上古文献的证据

但是,当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周公旦是否称王”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各种争论因此变得异常混乱。支持“周公称王说”者认为,此事于史有证,且周公在武王死后成王幼弱的危急关头称王也符合历史逻辑;反对者则认为文献中那些有关周公称王的说法模糊不清,完全可以另作解释,周公本性谦恭守礼,断不会做出自立为王的非礼之事。

例如周公旦在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将殷商故地分封给康叔封时发布了一篇政治文告《康诰》,《康诰》的开头是这么说的:

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支持“称王说”者认为,在《康诰》的例子里,记录此事的史官特别使用了“王若曰”,表明发布文告的人身份为“王”,而此人毫无疑问就是周公旦,于是周公旦曾经称王一事就有了直接的依据。

“称王说”的反对者则认为,在《康诰》中,周公旦是代成王册封康叔封,因此,所谓的“王若曰”实际上是成王的口吻,周公旦只是转达王命的人,因此周公旦不必称王。

周公旦像,现代,李云中,国画线描


但是“称王说”反对者们此说漏洞颇大,因为在周公宣布的文告中特别提到了“朕其弟,小子封”,《史记》《左传》等文献均记述康叔封是周武王和周公旦的弟弟,而周成王则是周武王之子,康叔封是他的叔辈,假如周公旦是代成王册命,成王绝不会称康叔封为“朕其弟”和“小子”,而周公旦这么说则不会有丝毫问题。因此,所谓的“周公代成王册命”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所以,综合《康诰》的文辞来看,“王若曰”的“王”只能是周公旦,而不会是周成王。

无独有偶,在《尚书》《逸周书》等周初文书中,反映周公旦曾经称王的记录并不罕见。

如在《尚书》的《金縢》篇中记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意思是说:周武王死后,管叔鲜等王弟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旦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旦告诉召公奭和姜太公:“假如我不称王,将无法回答我的先王。”支持“称王说”者认为“辟”在先秦典籍、金文铭文中多是“君主”的意思,而以经学家为代表的“称王说”反对者们则为了回避周公称王问题,将“辟”解作“法”,句义因此变为“我如果不以法惩治管叔等人,我将无以回答我的先王”。

而《洛诰》篇中则说,周公完成兴建新都成周的工作之后,对周成王说:“朕复子明辟……”

“称王说”的支持者认为,此处的“辟”和《金縢》中一样,指“君主”,周公旦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将恢复你君主的身份”,既然如此,则周公必定有代成王称王的行为;而“称王说”反对者则将此句解释为“我今复你明君之政”,从而回避“复辟”之说。

而在《逸周书》的《度邑》篇中,周武王临终前将自己眷恋无比的天下托付给周公旦时说:“我兄弟相后。”(我们兄弟接连为王)则被“称王说”支持者们最为看重,依照此记录,则周公旦在武王身后称王正是武王的遗愿,此举并无不妥,此后周公旦再归政于成王,则更不是“非礼”之举,完全能够说明周公旦品行之高洁。

假如只在《尚书》这样的上古文献中寻章捉句,似乎支持“称王说”的人略占上风,但是针锋相对的两派之间也无法找出一个真正能够“一击毙命”的关键证据。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浩如烟海的金文资料。


青铜器上的证据

  禽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上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与周公有关的宝贵信息:

  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大意:王征伐奄侯,周公谋划,伯禽祈祷,伯禽的祈祷颇有成效,天子赐其铜料百鋢,伯禽用来制作了这只礼器。)

禽簋,高13.7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15.4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内铸铭文4行23 :“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记载史实为周成王伐奄侯之事,从此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铭文讲述成王与周公旦时,仍然尊称其为“周公”,并未称其为“王”,可见“周公称王说”证据不足


铭文共23字,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是其中竟然出现了“王”“奄侯”“周公旦”“伯禽”四个商末周初的重要人物,对我们的讨论极有帮助。

首先,我们先要确定这篇铭文记载的“征奄侯”发生在什么时候,按照《尚书大传》的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伐奄应该在摄政的第三年,而还政于成王则在四年之后。

第二,在铭文中,“王”和“周公”同时出现,暗示“王”与“周公”并非一人,特别是在记述伯禽受赏时,特别强调了执行赏赐的人是“王”,更是表明这里的“王”是周成王,而不是周公旦。

第三,近年来新出的《清华简·系年》中关于伐奄一事的记载可以与禽簋铭文对应:“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录子耿。……成王伐商蓋,殺飛廉。”可见,在先秦的历史记忆中,周成王参与过对东夷的战争,绝非“尚在襁褓之中”的“孺子”,因此,周公称王也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与禽簋铭文类似的还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小臣单觯,其铭文为:

王后反克商,才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彞。(大意:王再次战胜商,在成地军营,周公赐给小臣单十朋宝贝,小臣单以此制造了礼器。)

在这篇铭文中也明确,“王”和“周公”并不是一个人。

因此从金文铭文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和文献资料迥然不同的结论,在与成王出现在同一篇铭文里的时候,周公旦仍然被尊称为“周公”,并没有被称为“王”,似乎可以反证周公旦并没有称王的举动。

所以,根据目前可见的证据,“周公称王说”既无法坐实,也无法证伪,这桩公案还将延续下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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