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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直”,值得三思

“直”,在《说文解字》中是“正见”,《广雅》将其解释为“正也”,南梁字书《玉篇》认为是“不曲也”。《左传》襄公七年有“正直为正,正曲为直”。总体来说,“直”的基本含义就是“正”,引申为“正直”“不邪曲”“坦诚”的意思。在《论语》中,“直”一共出现了22次,大部分为孔子所言,数量虽不如“仁”“君子”“礼”之多,但每次孔子论“直”,言语间不自觉冲出一股正气,展示“直”所蕴含的孔子思想的价值和力量。

要想理解孔子对“直”的看法,必须对《论语》中蕴含“直”字的章节尤其是重点章节有所把握。大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理解孔子的“直”:个人成长的修身工夫(今亦作“功夫”)、调和人际的情理原则、治国安民的为政理念。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一、人之生也直

我们先来看《论语·雍也》中的这样一句话: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人能生存靠的是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他靠的是侥幸地免于祸患。在这句话中,“罔”与“直”相对,表示“邪曲”“不正直”的意思。钱穆先生解释说:“人群之生存,由有直道。罔者,诬罔不直义。于此人生大群中,亦有不直之人而得生存,此乃由于他人之有直道,乃幸而获免。正如不仁之人而得生存,亦赖人群之有仁道。若使人群尽是不仁不直,则久矣无此人群。”(钱穆:《论语新解》)正直的人心中有正气,不偏不私,言行一致,可以问心无愧地在社会上生活;而心有邪曲、言行不一的小人之所以也能幸免于难,苟且得生,是因为社会上有正直的人。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自私自利,不正不直,那么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一句话,“直”代表的是正直而坦诚的人类本能,一如好善恶恶、趋利避害是我们出生就有的天性,君子的成长也如同松柏的成材之路那样,始终是向下扎根、向上生发,不断地依靠直道成就自我的过程,如此,才能真正地实现个人价值,完成君子人格。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直”的天性,善加守护和运用。

“直”作为“德”的一个方面,古人相当重视,而“德”的古字恰恰是“悳”,从直从心,《六书精蕴》说:“直心为悳。生理本直,人行道而有得于心为悳。”可见,能够真诚地直面自己正直的生理和心理天性,善加发挥,是一个人成就自我的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有“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的说法,指出人不直爽则不恣意,不恣意则不果敢,不果敢则轻重失衡,轻重失衡则不正当,不正当就不义。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就认为:“直”的正当发挥可以达到“义”的效果。

但是,在历史中,不直不义、欺世盗名而免于祸患的小人也不少。如费仲、伯嚭、易牙、竖刁之流,不管是巧言令色的谄谀之人、色厉内荏的作伪之人,还是善假仁义的盗名之人,往往会一时得意,集富贵与功名于一身。其吊诡之处,如关龙逄、微子、比干、孔子、孟子等正人君子却“博学深谋而不遇时”(《孔子家语·在厄》)。同君子比起来,这些小人已经失掉了自己正直的天性和处子之心,其能一朝得富贵而免于祸患,仍旧是我行我素,毫无知耻而幡然悔悟之心。因此,孔子反对仅仅用政令和刑罚的方式对待这些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左传》说“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如果侥幸获免的人多了,那么对整个国家来说,可就不是什么幸事了。王充在《论衡》里说:“君子有不幸而无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昌黎先生进一步说:“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韩昌黎全集·与卫中行书》)这种社会风气的败坏当然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的原因,以致到近代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直刺“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但史书上的着墨,却不以穷达富贵为臧否,秉笔直书的传统会一如既往地彰善罚恶,正直君子不会被无声埋没,邪曲小人也会终身背负不义之名。

正是看到人之行“罔”、“行险以侥幸”对他人、对社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孔子才尤为重视分辨真正的“直”,对似直而非的行为大加鞭笞: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

当时,许多人称微生高正直而坦率,孔子却不以为然。朋友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不知怎么想的,先从自己邻居那里借了醋,然后又借给了朋友。孔子批评了微生高,认为微生高此举根本没有做到外界所说的直率,不能称其为“直人”(正直的人)。虽然文本对微生高为何转借邻居之醋没有言明,但不管是微生高有醋不借,还是无醋转而借花献佛,在孔子的视野中,微生高都没有第一时间坦诚相告,即有则与之,无则拒之,反而绕弯子,自欺而欺人,已经背离了真正的“直”。在这里,“直”已经同儒家的“诚意”关联在一起。《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心中,直面自己的想法,做到行为心表,言为心声,“诚于中,形于外”,内外如一,就是“勿自欺”。显然,微生高已与“诚意”相背而行,“自欺”而“欺人”,愈走愈远。在借醋这件事上,掩其不有(醋),而著其有(醋),虽然客观上帮朋友弄到醋,但他的心已经在绕弯子了。这种做法,不仅对微生高个人情感的真诚性是一种遮蔽,致使自己“直”的名声蒙尘,对德性成长来说无益,而且是对道德本身纯洁性的一种戕害,会助长更多沽名钓誉的行为。这是孔子批评微生高的原因所在。

 

二、“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矣

关于以“直”表现情感的真诚性(或真挚性),“直躬者”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孔子周游列国,遇到楚国的叶公,两人曾就“直”的问题展开一段对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儿有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儿子就把父亲告发。”孔子回答得正相反,他说:“我们那儿正直的人可不这么做:(遇到偷羊的事)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体现在其中了。”乍一看,似乎叶公口中的“直躬者”才做到了正直、坦荡、大公无私,应当给予肯定,但孔子偏偏用“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否定了“直躬者”检举其父的“正直”行为。在孔子看来,父亲或儿子有任何一方偷了羊,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相互隐瞒,不予告发,这才是真正的“直”。

《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这件事: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在这里,“直躬者”向官府告发父亲偷羊,反而要被令尹杀掉,理由是“直于君而曲于父”,对君主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同是这则故事,《吕氏春秋·当务》这样记载: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在这个记载里,“直躬者”把偷羊的父亲告上官府后,官府随即抓住他父亲,准备将他治罪。这个正直的人于是请求代父受罚。就在行刑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我告发,这不正是诚信的表现吗?父亲受罚,我替他,这不正是孝顺的表现吗?(我这样)既讲诚信又孝顺父亲,反而要受刑,那我们楚国还有能免刑的人吗?”楚王听了这话后,就放了他。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这个正直的人的诚信,真是太奇怪了!父亲犯一个错,他两次获得美名!”因此,这个正直的人所有的诚信和正直,还不如没有。

这就是最近几十年学界争论的“亲亲相隐”的问题,按照现代的法律体系,我们看到有人犯法,应当向办案机关检举告发。但以上这三个故事层层递进,相互关联,最后的结果都选择了站在孔子一边,批评楚国“直躬者”告发父亲偷羊的行为,理由是他的正直“直于君而曲于父”,损害了父子亲情,并不是真正的“直”。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就必须回到孔子儒家的思想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儒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将儒学称为“仁学”,说到底,儒学重视的是健全人格的养成,培养的是有德行的仁人君子。孟子说:“人之所以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类和动物都生活在大自然中,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明,正因为人类有着禽兽没有的一点东西,这点东西至关重要!那就是人伦,是亲亲之爱,孝弟之情,这也是舜帝能够“孝感动天”,以仁义治天下的前提。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儒家认为,人首先属于家庭,父慈子孝是天性,这是最本真、不含其他杂质的情感,也是个人顺利成长、成就仁德的立足点。一个人在家不孝顺父母,很难想象他在外面会真心对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比起学习诗书礼乐,掌握文化知识,孔子更加重视人的真情实感的培养。毕竟,人首先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说:“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就是‘真情实感’。所谓‘真情’,就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掩饰和伪装的真实情感;所谓‘实感’,就是实有所感、真实存在的,不是虚幻的或凭空想象的。”(《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可谓是一语中的。

人对父母的情感也是天生的,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孝悌之情是我们每个人真情实感的流露,《说文解字》也是以“善事父母者”解释“孝”。孔子说:“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我们华夏文明讲礼义,以天理节制人情,人往往不能尽情恣意。但一旦自小疼爱自己的父母双亲突然撒手人寰,那种丧亲之痛会直刺内心,令人不顾一切流露真情,放声痛哭,这种情绪“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孟子·尽心上》)。因为惟其如此,子女才能直抒胸臆。孔子儒家恰恰抓住了人的这一点最本真、最原始的情感,给予重视和培养。因此,在宰予(一名宰我,字子我)向孔子建议将三年之丧期改为一年的时候,孔子痛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并且反讥“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对待父母之丧,因为有真情实感的存在,丧亲之痛无处安放,难以抒发殆尽,心无所安,子女一定会“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这是自不待言的。而宰我“食夫稻,衣夫锦”,能够“心安”理得,这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

孝,自古就是中国伦理大厦的根基。孔子对孝悌之情、亲亲之爱的态度,重在一个情感之真挚性上!这也直接体现在如何对待父母的过失上。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子女侍奉父母,若父母有过,就委婉地劝谏,如果父母不听,仍不失尊敬,不背逆父母,一方面继续为此事忧心,一方面不对父母生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的核心是父子关系,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几乎是由此而发。因此,孔子特别重视父子间情感的维护,并将这种父子亲情适用于社会治理,形成中国古代特色的伦理政治。所以,当有人反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这样回答:“‘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

当然,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父子亲情与君臣关系矛盾的时候,此时儒家主张“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郭店楚墓竹简《六德》)。面对君臣伦理对父子亲情的冲击,儒家认为君子应当从父不从君,保护作为血缘亲情的孝。

所以,即使父母有过错,甚至犯了法,子女也应当首先遵从自己的情感的真挚性,直面不想让父母受罚的心情,保护好父母,先维护好父子家庭伦理,这就是“直”。作为现代社会的旁观者,会觉得孔子这样做,似乎是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受害者有失公允。但这是在家庭伦理和社会正义偶尔发生极端冲突的时候,孔子首先选择维护情感的真挚性,这是一种价值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超越了君臣、朋友甚至社会伦理、个人得失,却保存了中国伦理大厦的根基。

正由于此,孔子的这一“直在其中矣”的“亲亲相隐”的选择在历史上也获得了认可。《白虎通·谏诤》说:“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而分荣耻相及。”《盐铁论·周秦》说:“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不仅如此,汉宣帝曾发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地节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诏》)汉代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肯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其后进入法律,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看似有情无义(利于孝而不利于义)、大私无公的选择,是因为孔子在更深层次上看到了作为“德之本”的孝的重要性与情感的真诚性,因而也获得了历史的正当性,成为“有情有义”“有公有私”的价值选择。清人程瑶田在《论学小记》中颇有见地地看待私与公的关系:

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也矣。而此一人也,独能一公而无私,果且无私乎?圣人之所难,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难乎?果且得谓之公乎?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自人视之,若无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别也,人人生分别也。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

“自古忠孝两难全”,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往往相悖。亲情的“直”是孔子的选择,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舍”“得”之间,“得失寸心知”。今人也不必站在道德完人的角度要求古人,以两全其美的结果苛求孔子。

 

三、“举直错诸枉”:政者正也

“直”的选择不仅仅可以应用在个人成长、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而且也应当运用到治国理政上,发挥它“正直”“不弯”的作用。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让百姓顺服的问题。孔子认为,应当选拔正直的人为官,废置邪曲的人,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会顺服;反之老百姓就不会顺服。“直”在这里有正直不弯的意思,代指正直的人、贤能的人。这符合了孔子一以贯之的为政以德、以德导政的德政理念。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同处一国,儒家注意到为政者的德行对百官、百姓不自觉的影响力,因此将个人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明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强调“政者正也”,为政者要先正其身,选拔有德的正人君子为官。进而寄希望于达到上行下效、“风行草偃”的治政效果。正是基于此,用人与选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首先,儒家认为,“举直错诸枉”是国家兴亡的重要前提。《尚书·召诰》记载周公的话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朝建基之初,百废待举,外有淮夷不服,内有三监乱国,在内忧外患下,周公看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因而积极总结了夏、商两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正是由于夏、商两朝末代君主荒淫无度,迷信天命在我,不修德政,最后导致亡国,丢掉天命。周公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提醒周朝君主“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孔子取法周公,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在孔子看来,人是施政的主体,国家能否用对人已关乎政权的存亡。这就要求君主不仅要施仁政,并且“贵德而尊士”,选拔正直而贤能的人辅佐,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诸葛亮《出师表》中更是直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借此警示刘禅端身守己。

其次,选用直道而行的人,可以达到纯洁官员队伍的客观效果。《论语·颜渊》曰: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认为,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领导邪曲的人,邪曲的人也能变正直。就像舜帝有天下,在百姓之中把皋陶提拔出来治国,坏人就不见了;商汤把伊尹从百姓中提拔出来治国,坏人就不见了。春秋礼坏乐崩,选拔人才的制度多废举不用,士人到处流动,因而孔子、子夏多有感伤。这不正是《大学》所说的“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吗?《荀子·劝学》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儒家不仅看重天性正直的重要,也强调外在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巨大影响力。因而孔子不仅提倡“友直,有谅,友多闻”的“乐多贤友”(《论语·季氏》)的交友方式,更是数称“直道而行”的柳下惠,力赞“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

再次,提拔正直、贤能的人,可以匡正君主的过失,促进国家的安定。子路曾向孔子请教事君之道,孔子以六字回应——“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古代有“欺君之罪”,稍加分辨的话,“欺君”之前,臣子往往要先“自欺”,这就是不诚、不直、不忠(于自己的内)心,巧言顺从,违背了孔子“臣事君以忠”的原则。因此,比起讳言君之过,孔子更主张事君犯颜直谏。他一方面以身作则,在齐国发生“陈恒弑其君”的国乱后,以“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论语·宪问》)的坦诚态度向鲁哀公、三桓陈述利害,请求讨伐陈氏;另一方面,在“季氏将伐颛臾”而冉有、子路不能匡正季氏之失时,给予直接批评——“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孔子以言行一致的方式为弟子和后人立范。

当然,受传统思想与孔子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谏诤的传统,也涌现出许多犯颜直谏的直臣。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一般人没资格谴责国君,一般的政事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大人才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这样的话,)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因此)把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历史上“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都是大臣匡扶君主的典型,可惜的是昌邑王刘贺不及太甲贤明,最后落了个废帝的下场。孟子的话,实际上也是继承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理念。让人惊讶的是,孟子他老人家也差点遭“放逐”,正是由于直臣钱唐的死谏才得幸免。

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有一天读《孟子》,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时,怒而说道:“这哪是臣子该讲的话!”要把孟子请出孔庙,不再配享孔子。并且下令:有敢上谏者以大不敬论罪。刑部尚书钱唐听闻此事,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坚决抗旨,入宫犯颜直谏,据死力争,当时朝中大臣无不为钱唐的性命担心。最后朱元璋被钱唐的正直感动,不予治罪,并且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据《明史》记载“唐为人强直”,其后又因诤谏宫中不宜挂武后图开罪朱元璋,差点被处斩,“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常言说“伴君如伴虎”,可偏偏有些正直刚毅的君子刚正不阿,对君主的昏庸之举,敢于直言犯谏,以道抗势,这其中也有不少人因此丢掉了身家性命。他们以铮铮铁骨,直道而行地“格君心之非”,即便有时杀身成仁,却没有像谄谀小人那样只顾“一昧地”认为“天王英明,臣罪当诛”(《韩昌黎全集·琴操十首》)。

当然,孔子“直”的思想虽然在个人成长、处理争端和治国安民上起到重大作用,尤其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仍然要受到仁、义、礼、智的引领。对此,孔子早已有预见性地说“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正直而坦诚地待人接物固然是好,但如果仅仅这样,不学礼义,不加节制,就容易犯尖酸刻薄的毛病。同时,做到“直而温”(《尚书·舜典》),“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论语·颜渊》)。一个人生而正直、坦率,也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说话做事讲求智慧,注意策略,做到既正且直,既仁且智。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格外注意的。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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