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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有怎样的乡思

曹丽芳
腹有诗书

在北宋初期,词作中表达思乡之情的作品绝少,这与当时人们对词体功能的认识和思乡之情的特质有很大关系。词体从隋唐之际初起直至中唐文人创作渐兴的过程中,其题材范围本来是相当广泛的,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

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

中唐张志和的《渔歌子》描写渔翁闲适萧散的生活,韦应物和戴叔伦的《调笑令》或写边地风光,或写边愁,均属边塞题材,白居易的《忆江南》是对江南风土人情的美好回忆,由此可见当时文人词题材并非局于一隅。到了晚唐五代,受词体创作环境、创作动机、传播手段等多方制约,词的题材也缩小到表现男愁女怨、惜时伤别等较狭小的范畴中。北宋中期以前,文人士大夫对词体的认识与晚唐五代基本相同,他们把词体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看得远高于其文学功能。歌筵舞席上所作,情感内容无论深浅,通常都是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且具有审美性质的集体性感受,而思乡之情不属于这个范畴。由于人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各不相同,乡思乡恋其实是一种个体性极强的情感,而且其个体性与其表现深度成正比,换言之,乡思不是一种容易集体共享的情感,除非是泛泛而谈。我们只要对文学史中以乡思乡恋为主题的名作做个大致的回溯,就会发现乡思与孤独密切相关,这种情感也并不适合在公众场合用以侑酒佐欢。所以,北宋前期的文人一般不会把思乡之情写进词里,比如寇准,他在诗里可以再三再四地抒写对故园的思念:“故园应坠叶,昨夜又西风”“秋气又还至,故园犹未归”“人思故国迷残照,鸟隔深花语断烟”“梦回故国人空远,望断重城月自圆”,但在现存词作中,没有一首写到乡思。

随着带有深厚诗文创作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越来越多地介入词的创作,词的文学性在不断加强,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说,就表现为北宋人文词在不断地拓宽题材领域,凡是前代用诗歌来表现的诸如边塞、咏史、羁旅、田园、都市、述怀等,在词作中也渐渐呈现出来,乡思乡恋题材也逐渐增多。词人们将浓郁深厚的思乡之情写进浅斟低唱的曲子词里,为乡情的抒写开辟了新境,丰富了人们对乡思的审美体验。而在用词体抒写乡思乡恋的北宋士大夫中,范仲淹、柳永和苏轼无论在题材拓展、技巧丰富,还是风格创新,抑或词史演进等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范仲淹是他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一位词人,他不像晏殊、欧阳修那样作词数量很多而题材相对狭小,他存词仅五首,却涵盖了边塞、咏史、游览、乡思等同时代词人不曾涉及的情感领域,仅表现乡思乡恋的词作就有《渔家傲》和《苏幕遮》两首,占他存词数量的40%。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从艺术渊源上看,有对早期民间词和中唐韦应物、戴叔伦《调笑令》的继承,但它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仲淹的创作动机,他显然没有把词体当作“略陈薄伎,聊佐清欢”的交际娱乐工具,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位边疆将领的报国思乡之情如实地写入词中,是把词当作抒情言志的诗歌来写了,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不到认同的。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欧阳修把范仲淹的《渔家傲》称作“穷塞主之词”,以范仲淹在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名望以及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敬重态度上来考量,他贬低的应当不是范仲淹的实际事功,而是认为范仲淹不该在侑酒佐欢的词体里抒发太过真实的情感,欧阳修自己送王素的词句就是抛开实际情形不管,酒席上只说美好的祝愿,显然他认为这才是用以应酬交际的词体所应该承担的功能。不过,似乎范仲淹并不想向这种看法低头,依然我行我素,在《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中,干脆把咏史题材也写进词里,不知道欧阳修又该如何评价。《渔家傲》抒写的是边塞题材里的乡思乡恋,境界阔大,情感深沉,风格苍迈,绝似幽燕老将,完全不适合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板来演唱,为后来南宋抒写爱国情怀的豪放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板。范仲淹另一首《苏幕遮》也是在“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广阔境界中展开的。游子飘荡在偌大的天地之间,与故乡渐行渐远,个人的渺小无助,前途的缥缈无常,充分利用了长短句善于言情的特点,把一种落叶辞树般的痛楚之感描摹得入心入肺,其情感的动人力量在北宋前期文人词中是非常杰出的。

与范仲淹同时的柳永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专力写词的第一人,他对词的题材的开拓一直受到后人的好评,他词中对乡思乡恋的抒写与范仲淹有很大的不同。柳永前半生多数时间在羁旅行役、落魄漂泊中度过,故乡亲人对他来说既是遥远的存在,也是温暖的慰藉,他的思乡之情往往发生在行役途中,漂泊之恨、羁旅之愁、失意之悲、生命之苦与故乡之思、佳人之念熔于一炉,用长调慢词传达出充盈而具体甚至细碎的心灵体验,如他的名作《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秋日的黄昏,天气清寒,物华零落,游荡在旅途的游子不知道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告诉他这半世的孤雁飘零究竟有何意义,只有长江水滚滚东流,仿佛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在严守着人世间所有的秘密。这时候,故乡出现在游子心头,那是个熟悉、亲切、温暖的地方,那里有凝望他的佳人,有他确定的生命价值,可是他不能就这样回去。浩荡的愁思弥漫在江天之间,几乎令人窒息。用词的体式来写乡思乡恋,尤其是使用便于铺排的中调或长调,既可以展现出情思的深挚绵远,也可以表达出体验的细腻真切。苏轼曾给过“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极高的评价,认为“唐人佳处,不过如此”,可谓道出了词体在展现情思的深挚绵远方面不减于诗的特质,而“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这种细密真切的心灵体验,应该是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唐诗在字面上不曾到达过的,这正是词体在表达情感方面的优长之处。刘逸生先生在《宋词小札》中说:

《八声甘州》是柳永名作之一,属于游子思乡的一段题材,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在外地思念故乡妻子而写。据我看,为了伶工演唱而写的可能性还大些。然而,对景物的描写,情感的抒述,不仅十分精当,而且笔力很高,实可称名作而无愧。

就北宋前期词的创作背景和柳永词的创作实际来看,即便是供伶工演唱而写,词里真实情感的成分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柳永的《安公子》“远岸收残雨”、《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只”,与《八声甘州》在内容和情调上相差无几,足见在羁旅漂泊的生涯中,乡愁乡恋是时常萦绕在柳永心头的既忧伤又温暖的一缕情思,他也没少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不断地在表达着。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评苏轼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的确,词体到了苏轼手中,取材范围与诗歌几乎等同了,乡思乡恋题材出现的频率大大高于前人。由于词与诗相比,更适合捕捉日常的甚至是偶现的一些情绪,所以在苏轼词中,他的思乡之情往往不是因为特定媒介触发而生,而是在不经意间突然而至,真切地反映了他心上故乡故土无时不在的情感状态。苏轼在徐州夜宿燕子楼,作《永遇乐》,上阕写燕子楼周遭秋夜之景和词人的梦,下阕开头就是“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表面看来思路跳跃极大,实际上正是作者心中思乡之情时时不离的反映。苏轼在黄州时更是频频思乡,任何场合都能让他想到岷峨或成都。闲登临皋亭,一个普通的江边晚景,能让他想到家乡“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南乡子》)。给朋友作一首寄赠词,也要先提一下故乡:“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元丰七年,终于要结束五年的黄州生涯,量移汝州了,他留别黄州友人词的第一句就是“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闲时作个集句词,主题也是“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南乡子·集句》)。可见,正是词这种日常化且比较随意的体裁特征给了苏轼表达随时可至的思乡之情以方便,在任何题旨的作品中都可以随着他真实的感觉把乡思乡恋代入其中。

在苏轼几十年的宦游生涯中,“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浣溪沙》)几乎是他的心理常态,以“岷峨雪浪”“锦江春色”为代表的故园山水固然是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这些美丽景色构成了他抵御世路风霜的心理基础,但是故乡令他怀想的绝不仅仅是绮丽的山水,更为深刻的是,苏轼是把还乡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的。苏轼一生都惦念着他与弟弟苏辙入仕前的约定,据苏辙回忆说: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逍遥堂会宿二首·引》)

退隐故园夜雨对床是他们为自己的晚年规划出的最好愿景,这一景象后来屡见于兄弟二人的笔端。苏轼初仕凤翔,留别苏辙时说:“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乌台诗案时,苏轼寄给苏辙的诗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二人好不容易在徐州有一段朝夕相伴的时光,夜宿于逍遥堂,苏辙竟产生了错觉: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在二人的约定里,归乡相伴是他们最为温存美好的愿望。这一理想归宿也被苏轼扩大到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之间,苏轼在给杨绘的赠词中,或说:“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或说:“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这与兄弟间夜雨对床的愿望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可惜的是现实往往与理想相违,“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添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这种归乡愿望的难以实现是苏轼早就意识到了的,他在词里一边倾诉着还乡的初衷,一边也在尽量化解着回不去的感伤,有一种超脱的意味。他对弟弟说借酒可以忘忧:“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水调歌头》)他告诫自己要及时享受异乡的美好年华:“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他告诉友人心安之处就是家:“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浣溪沙》)苏轼用词这一体裁所表达的乡思乡恋比他前代词人要更为丰富、深刻、频繁,这或许可算是他在选才方面以诗为词的一个显著表现。

苏轼之后的北宋士大夫词里表达乡思乡恋的主题就比较普遍了,内容上继承了前辈词人的开创并有所拓展,有羁旅行役途中的乡思:“断魂凝睇。望故国迢迢,倦摇征辔。”(晁端礼《金盏子》)有对亲人的思念:“春意渐归芳草。故国佳人,千里信沈音杳。”(黄庭坚《逍遥乐》)有无端想起家乡种种好处,抒发不如归去之情的:“遥忆故园春到了,朝来枝上闻啼鸟。春到故园人未到,空眊氉,年年落得梅花笑。”(秦观《渔家傲》)“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周邦彦《苏幕遮》)还有表达“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节日思乡情结的:“今岁元宵明月好。想见家山,车马应填道。路远梦魂飞不到,清光千里空相照。”(秦观《蝶恋花》)“故园当此际,遥想弟兄罗列。携酒登高,把茱萸簪彻。”(秦观《碧芙蓉·九日》)还有用檃栝陶渊明语来表达思乡之情的,如米友仁《念奴娇·裁成渊明归去来词》、叶梦得《念奴娇·南归渡扬子作,杂用渊明语》,可谓题旨繁多,表达形式多样,风格亦各具面目,至此,词体在表达乡思乡恋题材选择上有了与诗同等的功能。

综观北宋时期士大夫词对乡思乡恋主题的表达,可以发现这一题材是在词体功能不断降低娱乐性、增强文学性的过程中逐步被引入词中的,其中范仲淹、柳永、苏轼等人起过比较大的开创性、典范性作用,到了北宋后期,黄庭坚、晁端礼、秦观、周邦彦等人的词里,乡思乡恋题材明显增多,从选材的角度说,他们已经把诗词同等看待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认识词体功能在北宋时期的演进过程。

 

来源:《博览群书》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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