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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细节——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

李寅初
党史记忆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视察途中在武昌火车站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次的专列从北京火车站缓缓驶出,开往南方。专列上乘坐了一位特殊的退休老人——88岁的邓小平。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史称“南方谈话”。这是一次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30年过去了,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依然熠熠生辉,那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依然回响不绝。

 

一、武昌的谈话出人意料

南方谈话,始于武昌。

1月18日上午,邓小平的专列途经武汉。在武昌火车站,邓小平突然发表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谈话。

10时20分,专列停靠武昌火车站,计划加水休憩。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闻讯到站迎接。邓小平与众人握手后表示,边散步边谈,他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连休息室也不进了。

在短短500米的一号站台,邓小平和关广富等人边走边谈,时而停下脚步,时而插上几句话。据关广富等人回忆,他们随着邓小平来回走了4趟,一共停下来6次。

当他们信步走到站台上的一个副食品商亭时,细心的钱运录担心邓小平劳累,于是提议进商亭稍事休息。在简陋的商亭里,邓小平坐在一把陈旧的折叠椅上,一边听关广富等人的工作汇报,一边发表讲话。

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等等。

谈话态度之严肃、内容之多、言语之重,让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据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回忆,这一次南下广东,原本说的是去休假,所以大家都很放松。但是没想到一到武汉,邓小平“突然讲了这么多话”,随行人员都有点措手不及,事后在火车上赶紧补记了谈话。

关广富等人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原来的计划是邀请邓小平到武汉东湖宾馆,或者车站贵宾室休息。所以,当邓小平发表谈话时,他们既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记者,甚至连一张纸都没带,秘书们也被留在了站外。

据钱运录的回忆,当邓小平在副食品商亭里发表谈话时,他情急之下,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撕开记录。一个烟盒记满了,邓小平的讲话仍在继续,钱运录紧张得满头大汗,环顾四周,又幸运地在商亭里找到了一个空着的大烟盒,一把抓过撕开继续记录。

11时02分,南下专列复驶。关、郭、钱三人匆匆跑进火车站接待室追记了谈话内容。当夜,湖北省委将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据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相关文献显示,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的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批评了“形式主义”,还说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

南方谈话,由此开始。

 

二、“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邓小平南方之行的重头戏是在深圳、珠海。从1月19日至1月29日,他在广东逗留11天,一边视察,一边谈话。

邓小平在广东期间的精神状态,有一些兴奋。抵达深圳之前,广东方面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舟车劳累,当天上午并没有安排行程。但没想到,邓小平刚到宾馆,就提出要出去看看,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紧急调派的车还没到,他就换好衣服走出来,催促: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

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邓小平当天看深圳市容很高兴,回到宾馆下车时,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这显然是针对那些攻击改革开放的人。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

在深圳与香港毗邻的皇岗口岸。邓小平曾走到深圳、香港的分界线10米处,笔直地伫立桥头,一动不动地凝视香港足足有八九分钟。当时的风很大,邓小平没有戴帽子,陈开枝两次上前提醒“风大了,请您上车吧”,他都没有离开。

在深圳期间,邓小平最重要、最集中的谈话是在深圳国贸大厦发表的。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楼。建设大厦时,深圳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1月20日上午,在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在听取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工作汇报中,就像是有所准备一般,逐句、逐个问题地就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发表意见。

据当时在场负责记录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回忆,邓小平在现场谈话的要点有: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都会相信你,拥护你,等等。

邓小平要言不烦。整个谈话过程持续了30多分钟,现场的人听得入了神,个个都屏住了气。邓榕临时找服务员要了一支笔,拿了两张餐巾纸做记录。吴松营和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各自拿录音机录下了谈话。

1月23日,邓小平乘坐“902”艇驶离深圳蛇口港,开赴珠海。在船上,谢非拉住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商量:这几天老人家很想讲话,但是没有说出来,我们汇报省、特区的工作,不要超过15分钟,多给一些时间给老人家,让他多讲讲。

这趟航程原本只要1个小时左右,最后延长到了1小时40分钟。邓小平谈兴浓厚。据梁广大回忆,邓小平谈到了很多重要内容:搞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邓小平还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去睡觉!说到这句话时,邓小平的手激动地微微发抖。在珠海,邓小平还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在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视察时,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视察结束之际,公司的员工在大厅列队欢送。合影之后,他和现场100多个科技人员挨个握手,一个不落。走出大门之时,他对梁广大和亚洲仿真系统的负责人游景玉说:我们国家穷了几千年了,我们不能再穷了,要靠你们啊。邓小平还对游景玉说:你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要坚持下去,把事情做出来,做出来说明问题。

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他说: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100个中学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100多人,学历比那时高很多。说到留学生的问题时,他说: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

邓小平勉励大家要记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发展高科技的谈话,不仅在当时强烈感染了现场聆听者,在事后的传播中也激荡着当事人的心。钱三强在获悉南方谈话消息后,到中国科学院机要室借阅传达文件,一遍又一遍地读了整整两个小时,感慨良多。两个月后,他在出席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的座谈会上发言,回忆往昔,激动不已,以至于几度哽咽。

1月31日,邓小平结束在广东的视察,启程赴上海。在上海,邓小平逗留了3个星期。其间,他视察了南浦大桥、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并继续发表谈话,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此时,邓小平开始主持系统整理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的谈话,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据邓榕回忆,到了上海,谈话稿初步整理出来后,邓小平亲自看,然后找中央的笔杆子、一些理论专家来帮助他进一步整理。一直到回到北京以后,他还不断地有一些思考,不断完善这次南方谈话。

虽然整个南下期间,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康健,每次发表谈话思路清晰,要言不烦,但因为他的谈话是在多个地点、多个时间、同多个对象的谈话,往往既有深思熟虑的一再重申,也有因人因时因地的即兴发挥,所以这就对整理者的政治理论素养要求极高。整理南方谈话的过程耗费了一些时间,主持人选也有所变化。最后由邓小平指定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牵头整理。郑必坚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大家,曾多次参与重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理论造诣深厚,实践经验丰富。郑必坚圆满完成了整理工作。

 

三、中央高度重视南方谈话

邓小平在武昌发表谈话后,中央高度重视。

1月15日至25日,江泽民正在上海、江苏考察工作。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两地的考察中,江泽民强调指出:全党要始终不渝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反复强调: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现在的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领导机关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多办实事,力戒形式主义,大力精简会议和减少各级领导过多的事务性活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起草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改进新闻报道。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指出“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

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发表谈话期间,中央决策层的党政军领导也在各种场合,传达其谈话精神。

2月28日,中央发出2号文件《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正式向全党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

中央2号文件所附《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系统地整理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的谈话。“要点”分为六大部分,近九千字,既逻辑严密,措辞严谨,又最大程度地保存了邓小平朴实、晓畅的语言风格。后来收录到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终卷之篇。

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部署。

由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国的党员干部。在全国层面上,南方谈话从北京的中央决策层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前后大约只用了20天。

 

四、南方谈话传遍中国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遍中国,香港、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的南方之行是高度保密的。临行之前,邓小平办公室也曾向广东宣布了三条纪律:不安排汇报,不题词,不见报。但邓小平抵达深圳后,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中午,香港无线电视台即播报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当天下午香港股市大涨。

当时,香港多家媒体马上派遣记者到深圳等地追踪采访。因为来不及办理正式的采访手续,他们就假扮成游客,守在宾馆大门口、交通要道,观察来来往往的车辆猜测。邓小平到珠海亚仿公司视察时,该公司对面一座矮矮的小山上,已经有很多记者守着远观拍照,不请自来。他们极其敏感地判断:中国改革将掀起新高潮。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走进深圳国贸大厦受到热烈欢迎

令人不解的是,在香港等地媒体活跃时,内地媒体却是一片沉默。缘由何在?最关键是与邓小平本人的态度有关。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泄漏”之后,谢非、李灏等人,多次向邓小平当面请示:此行对改革开放将起巨大促进作用,海外已引起巨大反响,希望随行的新华社等媒体能够正式报道。但邓小平都不同意,表示“不开这个口子”。

不过,虽然新华社等媒体暂时未能获准公开报道,但他们没有放弃努力,而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职业素养,近乎全程实录了邓小平的行踪和谈话,为后来的宣传报道奠定了基础。到了2月,媒体开始陆续报道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和谈话了。

2月4日,大年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闻颀”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是除了香港媒体外,内地党报中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头文章。它透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要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的《文汇报》也连续发表《坚持一个中心》《财大才能气粗》《力戒形式主义》《加快改革开放》4篇评论,论述了坚定不移地贯彻“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必要性,回答了一些人对基本路线的怀疑。

影响力最大的报道来自既领风气之先,又有地理之利的深圳。

在深圳,邓小平抵达伊始,负责人就敏感地意识到邓小平此行意义非凡。邓小平离深后,深圳市委专门成立写作小组,从2月20日起,至3月6日,在《深圳特区报》上连续发表了8篇精心策划的“猴年新春”评论,《扭住中心不放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等。紧接其后,深圳的另一家报纸《深圳商报》也围绕“敢闯”,连续推出评论,专论“敢闯”。

1992年1月,邓小平与女儿邓楠、邓榕参观深圳“锦绣中华”

2月22日至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三天发表文章:《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3篇文章各具特色。其中《更》《改》两文是社论,较为全面地阐释南方谈话的精神要点。

不过,虽然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已经在党内公开,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在社会上已经不是秘密,但普通民众知晓邓小平南方之行的具体经过,大多是在看到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之后。

《东方风来满眼春》最初刊登于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这篇万字通讯一经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新华社于3月30日全文播发。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又以主持人口播的方式报道了全文。随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地党报党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转载了该文。

这篇报道最大的价值,是用通俗、生动的手法,披露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和谈话内容,成为大众层面了解邓小平南方之行的重要渠道。它还获得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4月1日,江泽民在接受外媒驻华记者采访时,对《东》文作了充分肯定:“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消息。

深圳市委趁热打铁,又迅速组织编辑出版了《一九九二春邓小平与深圳》,收录了大量邓小平谈话、报道资料。甫一出版,10万册旋即售罄,再印20万册也被订购一空,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深圳电视台还反复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纪录片,海外反应热烈。

这一系列评论、报道,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冲击波,促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传遍中国。

 

五、“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1992年7月,邓小平与前来探望的弟弟邓垦谈话时,专门提及了南方谈话:

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和方法,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不是确定社会性质,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应该做的事,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

1993年,邓小平又以89岁的高龄,逐篇审定了拟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他对送审报告提出的以南方谈话作为第三卷终卷篇的意见表示赞同。实际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之后还曾有几次谈话并已公开报道,但他经过考虑还是确定“编到南方谈话为止”,并且说,“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而对于《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他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来源:《世纪风采》2022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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